关于中华美学的历史，不能与西方美学史或现代美学史等同视之，因为它具有前历史的空间性，空间性构成了中华美学史的基本特性。 一、中华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前现代性 任何理论都是在历史中存在的，中华美学也不例外。但是，历史并不是自然的时间，而是生存的结构，即我与世界共在的方式。在现代性发生后，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真正的时间性才形成，社会真正进入了历史。在古典时代，现代性尚未发生，时间尚未启动，社会没有进步，因此真正的历史也没有发生。现代性确立了时间性和社会进步的观念，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从而发生了历史。这就是说，历史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在现代性发生前的历史，只是一种前史，它只有指向现代性才成为历史。西方古希腊、罗马是现代性的思想源头，中世纪导致其传统的断裂，成为停滞的历史；而文艺复兴运动使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成为历史，因为它指向了现代性。 中国没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现代性是从西方传入的，因此近代以前的历史仅仅是前史，它没有指向现代性。黑格尔曾经断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①这种论断不能仅仅作为欧洲中心论而拒斥之，如果从现代性(核心是理性精神)的角度看，仍然有其合理之处。基于小农经济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国古典时代的生存方式是循环往复的；社会也是王朝的更替、治乱的循环，没有进步可言。自从周代的“德治主义”替代了商代的“鬼治主义”之后，中华文化延续到近代，没有发生断裂。中国社会的制度性变革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向后封建社会转化。秦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定型、凝滞。而以家族伦理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延续下来，儒家学说的统治造成了宗法礼教的延续性。总之，在前现代性的中国古典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并没有发生，还是空间性的历史。 由于前现代性，因而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也没有发生。艺术史不是把艺术现象按照年代排列开来，而是要按照历史性加以整合，使其显现出一个发展的序列。不是年代或朝代而是艺术思潮才是艺术史的基本单位，艺术思潮把艺术现象整合为历史。艺术思潮是艺术对现代性的反应，而在现代性发生前，并没有发生艺术思潮。 以欧洲艺术史为例，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艺术思潮：17世纪发生了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思潮，它尊崇国家理性，重视形式规范。18世纪发生了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艺术思潮，它尊崇个体价值，提倡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以纪实和抒情、议论结合的手法，批判封建主义和宗教统治。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第一次反叛现代性的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它排斥现代工业文明，怀念中世纪的田园诗的生活；排斥工具理性，推崇情感想象；反对世俗化的现代生活，主张回归宗教信仰。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第二次反叛现代性的现实主义艺术思潮，它以人道主义理想和写实的手法，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黑暗，控诉人性的堕落，同情底层人物的命运。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彻底反思、批判现代性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它以反理性的立场和反常规的艺术手法揭露了现代性的神话，质疑了人生的意义，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后半叶，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发生，它以身体性消解理性精神，以小叙事瓦解大叙事，抹杀艺术与现实的界限，从而在根本上解构了现代性。在这样的历史视角下，可以断言，在现代性发生前的传统社会，艺术还没有历史，或者说仅仅是史前史。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艺术主题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没有艺术思潮可言。具体地说，虽然有艺术现象的存在和演变，也有艺术流派的形成，但是没有发生艺术思潮。 就中国传统艺术而言，在19世纪中叶以前，艺术的主导思想不外是“文以载道”，表达惩恶扬善的观念，或者忧国忧民，或者感叹个体的际遇；同时也在理和情之间波动，给个体感性留下一定的空间，如此而已，未有根本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也没有发生艺术思潮，只有不断发生的偏离传统和回归传统的运动，如文学领域的唐宋古文运动、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等。所谓古文运动只是恢复北方传统的、儒家的主流文学观，即诉求理性、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抵制南方的、贵族传统的文学观，即诉诸感性、讲求形式的文学传统。中华艺术存在着南北两种传统，二者循环交替。这种循环交替虽然形成了各种艺术流派和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并没有构成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思潮，也没有构成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史。应该说，这种“历史”是空间性的。只是在西方文化刺激下，五四启蒙运动前后，现代性引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思潮才真正地发生，如五四启蒙主义、五四后的革命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次第或同时发生，于是，艺术的历史才建构起来。 二、中华美学史的空间化 美学思潮是艺术体验的反思和艺术形式，因此艺术史的空间性也导致美学史的空间性。中华美学的演变似乎形成了它的历史，但这个历史还是前现代性的，也就是说现代意义的历史还没有发生，而是空间化的历史。空间化的历史指的是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变迁，它没有指向现代性，没有被时间引导。欧洲中世纪取代古罗马，并不是历史的发展，没有进步可言，而仅仅是文化的更替即希伯来文化取代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因此是一种空间性的事件而非时间性的事件。文艺复兴以后，时间性才启动，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才发生。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也是如此，朝代的更替仅仅是一种空间性的事件，而非时间性的事件，没有形成历史的发展。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中华美学亦复如此，它还不具有时间性，而仅仅具有空间性，是一种空间性的文化现象。 首先，从对艺术的历史意识来看，中华美学思想是空间性的。 中华美学也有关于艺术历史演变的论说，但这不是艺术发展、进步的历史观，而是空间化的历史观，历史围绕着道和经而变化。《文心雕龙》开篇的原道、征圣、宗经之说，就已经预示了文的非历史性，或者说文的历史仅仅是空间性的。其中《时序》篇肯定了“文”的变化：“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这种变化仍然是非历史性的。第一，它虽然承认文学随着世代的交替而变化，但文学的思想倾向并没有改变，还是围绕着不变的道而运行，“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艺术的历史没有发展。第二，它认为《诗经》等经典开创的“风雅”传统是不变的法则，后世文学只能学习、遵循而不能改变。第三，它叙述的文学史仅仅是由于帝王的好恶而导致的文学风貌的变动，而不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发展。第四，它只是叙述文学风格的变化和文体的流变，而没有发生文学思潮的更替。《通变》篇论述了文体、风格的变化规律，主张文学的明道性质不变，但具体的风格体裁要多变，即所谓“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这种文学变迁本质上也是非历史性的。这种观念下文学的历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只是空间性的变化。《时序》篇的“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旷焉如面。”这是对这种空间性的文学史的总结。文学的历史只是空间的变化，所以万变不离其宗(经)，最后是“终古虽远，旷焉如面”，时间消失在空间中。总之，中华美学思想并不认为艺术是进步的、变革性的、向前发展的，而是主张要围绕着道，遵循圣人、古人制定的法则，艺术的法则就是遵循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