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的艺术美观有四个基本的支点，其一，艺术之道遵循自然之道；其二，艺术的功能是“陈述心志”、“以心为先”、“表现真心”，因此借物抒情，咏物言志，表现主体内心世界是艺术的本质；其三，艺术美以技艺完美为基点，单纯的技艺、技巧也具有审美价值。其四，艺术美须蕴含禅意禅趣。这四点决定了日本民族艺术美范畴以及艺术美观念的特征。以下我们分别论述。 一、艺术之道遵循自然之道 在日本原始神道思想中就蕴含着“顺乎自然”的精神。日本儒学和佛学素来就鼓吹尊崇自然人性和人的情欲，并针对中国儒学对人性的压抑和佛学的禁欲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批判，所谓“情即是道，欲即是义”（伊藤仁斋语）就是这种思想最清晰的表白。所谓艺术之道遵循自然之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艺术创造起源于对自然生命的感受；其二是说艺术创作不矫饰，不夸张做作，不违背自然事物的状态以及人的自然的天性和感情。日本当代美术家东山魁夷指出：日本艺术及菜肴、饮茶、能乐等都是重视再现自然的存在状态以及表现上的自然而然，而反对人为的矫揉造作（注：东山魁夷：《美的情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1页）。 我国学者叶渭渠指出：“日本文学的四季感逐渐萌生季题的意识。应该说，季题的意识起源于季节感。没有对四季的自然物象的感觉乃至感情，就不会产生季题的意识。”（注：叶渭渠：《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日本最早的诗歌理论的“和歌四式”和“和歌三序”中就有“物感”的说法，都强调和歌创作的冲动是来源于“青春之时，玄冬之节，随见而兴即作，触聆而感自生。”（注：菅原真道：《新撰万叶集·序》，见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和歌者，以人心为种籽，发而为各种言语。人在世间，诸事纷繁，心有所思，即托之于所见所闻而形诸语言。听花间莺啼，水中蛙声，芸芸众生，孰不歌咏。”（注：纪贯之：《古今和歌集·假名序》，转引自赵乐甡编《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上述诗源于“物感”的观点无疑深受中国诗论，尤其是受《诗大序》、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和钟嵘《诗品·序》的影响而加以借用的。试比较《诗品·序》就可以清楚说明这一点：“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至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都是强调诗歌是人与自然万物交感共鸣中产生的，是万物催动的结果。和歌之美正在于对自然事物生命的盎然姿态的赞美中，在于人与自然生命的交感融会的欢乐情感之中而产生的。 就艺术表现必须遵循自然而然的状态、自然而然的天性和情感来说，日本艺术之美正是刻意模仿自然事物的天生状态、色彩，追求表现人类天性情感欲望而取得的。例如，日本庙宇就是利用自然地势、森林环境而建造的，力求使庙宇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达到自然的和谐与完美。艾黎·福尔曾到日本考察过艺术作品和自然景观，他指出：日本的庙宇建筑无论其位置、色彩、形式都同自然环境极为协调，浑然一体（注：参见艾黎·福尔： 《世界艺术史》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再如，日本和服的特性是直线缝制，让柔软衣料的直线来适应人体的自然曲线，而不是像西服那样让人体去适应直线；同样日本园林也不是通过破坏自然事物的存在状态来适应人的审美需要、来显现其美的，而是顺应自然物的天然形状来进行加工和置景的。这同中国园林的创造精神完全一致而同欧洲园林以人为的需要来改变植物、水流和石头的形状的人工置景完全不同。黑格尔非常赞赏欧洲园林的形式，他认为欧洲园林的人工置景体现了人的精神的创造性，人的精神在自然物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人工园林之美正在于它是“人化了的自然”。而东方人、日本人是把自然物看作有生命有灵魂的存在对象，所以日本人以顺其自然性的态度看待自然物，而不采取人为地改变自然物性状的方式来建造园林。由此也可以看出东方西方美学观念在园林美中的明显差距。再如，日本的房屋居室建筑、制陶工艺、编织工艺、食用餐具等都追求保持自然材料的原色，尤其以白色、绿色的等自然原色为美。日本诗歌中的象征意象都采用了直接的自然物的形象来表达其美学观念，如用竹象征正直、雪象征纯洁、风象征生命的瞬间的存在、月光象征清白之心、花象征爱情和少女等，所谓“雪月花”就是日本艺术创造的核心意识。这种象征意象不仅在《万叶集》中就大量运用，而且在当代作家川端康成和画家东山魁夷的作品中也自然地在运用着。这些都说明日本艺术创造都是遵循“再现自然”、“顺其自然”的艺术美的创造原则进行的。 在和歌理论及戏剧理论中，对艺术之道遵循自然之道的思想有着非常清晰的表述：松尾芭蕉认为：俳句之所以“千变万化，乃自然之理。”（注：服部土芳：《三册子》，转引自今道友信《东方的美学》，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3页）芭蕉主张俳句创作应像西行之和歌、宗祗之连歌、雪舟之绘画、利休之茶道那样“随顺造化，以四时为友，……随顺造化，造化归一也。”（注：松尾芭蕉：《书箱小文》，见《东方文论选》第724页）太宰春台赞赏唐诗“多漫兴无题，因事而发， 所以有自然之妙也”。赞许“晚唐诗如野草花，虽不足悦目，犹有自然采色，此皆天造，不假人工也。明诗如剪彩之花，虽亦灿烂照眼，然无生气，人工所成也。此岂不然乎？凡唐诗工拙皆有生色，出乎自然也；明诗则不然，强作也。”（注：太宰春台：《诗论》，见《东方文论选》第738—739页）与谢芜村说：创作俳谐在于“唯日日自写出胸怀而已”（注：与谢芜村：《俳谐桃李序》，见《东方文论选》第751页）。都贺庭钟认为“紫物语设言见志，曲尽人情”（注：都贺庭钟：《古今奇谈前编英草纸序》，见《东方文论选》第763页）。原田东岳说：和歌的魅力在于“感情之沈潜与其自然之表现”；“触物感怀表露”；“诗既本为吟咏性情之艺”（注：原田东岳：《诗学新论》，见《东方文论选》第773～775页）。上述例子可以说明：对于日本艺术家来说，艺术之道就是自然之道；因此，艺术创造的“真实性”，不是在于对事物形状的真切表现，不是在于对生活景象的实际还原，而是在于真切地表现出了自然事物的生命感、生命之气等活生生的状态以及人在自然中的真实深刻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