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是黑格尔以降直至当代人们研究精神历史的根本方法。黑格尔认为，“全部哲学史是一个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1〕“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 与理念里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也可以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2〕这其实是告诉人们， 哲学发展历史——抛开其中的偶然性因素——的内在规律，是和正确的哲学体系的逻辑演绎相一致的，精神发展的历史就是被一个固定的逻辑框架整合的历史。 黑格尔所提出的这种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的看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当代美学史家一直将它作为描述美学历史的第一法则。像李泽厚、刘纲纪先生就指出，一部成功的美学史著作，既要做到从历史现象的发展中看到逻辑推演的进程，又要让人从逻辑推演中看到历史现象的发展。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合二为一的方法虽然试图照顾到历史的真实性和理论的明晰性，但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却出现了诸多不正常的现象，并一再给人展示出历史的扭曲和变形。 一 是历史修正逻辑，还是逻辑修正历史 作为对精神历史的哲、美学研究，当研究者试图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介入问题之前，他首先不得不面对两种历史：一种是历史的本然状态，一种是预设的逻辑的自动。一般而言，研究者总是对两者之间的契合抱有强烈的自信，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分离却往往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是用历史修正逻辑，还是用逻辑修正历史，就成为检验其研究成果是否真实可信的关键。 就黑格尔本人来讲，他认定，存在和思维的本质都是逻辑的。由于历史性存在是处在受逻辑规律支配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每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在逻辑上都是从前一种状态发展而来。很明显，在这种逻辑化的历史链条中，黑格尔并没有把历史的内容真正还给历史，而是作为他的辩证逻辑的一种证明。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3〕也就是说， 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最终完成的只不过是历史向逻辑的屈服，或逻辑对历史的修正。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作为方法论原则，那么我们得到完美精神历史的梦想就面临实践的巨大考验。因为研究者为了逻辑的有序和简便，往往会将逻辑无法包容的历史现象看作偶然性加以排斥。他们用逻辑的剪刀对历史内容进行着粗暴的增删、归纳，最终得到的往往是一部和历史本身大有出入的、被逻辑重塑的变形的历史。这样，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成了一种单色调的逻辑的预谋。 同时，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也是一种上升的逻辑。他虽然因在其中引入了进步的观念而具有了对历史发展的预见功能， 但他的“绝对精神”、“永恒的善”却为自己的逻辑演绎设置了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终点，并最终使逻辑的历史成为一种走向上帝的天路历程。比如，黑格尔曾经预言，艺术经过东方象征型艺术、古希腊古典型艺术，到18世纪末已发展到“艺术超越了艺术本身”的浪漫型艺术，并从此使艺术消亡；社会形态到了普鲁士的君主政权已达到了终极的完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也达到了顶点。但事实证明，历史却在黑格尔逻辑演绎的终极处一如既往地继续发展，我们今天并没有面临一个没有艺术、没有哲学的暗夜时代。这种历史自身提供的反证说明，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并不能交给我们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胡塞尔说过：“哲学的思维取决于对认识可能性问题的态度……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4〕也即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己的思维方法切中实在， 抛除偏见，达到和实在的统一，这是对某一种研究方法的价值进行评判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它就明显是一种对历史的有欠精确的描述。首先，就逻辑的自身特性而言，它虽然以数学的公理化和形式科学化的面目出现，但它毕竟是人造的东西，人的局限性和偏见会不可避免地浸润其中。正如胡塞尔所言：“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只是表现了人种偶然的特性，它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并且会在将来的发展过程中变成另一种样子，因而认识只是人的认识，并束缚在人的智力的形式上，无法切中物的自身本质，无法切中自在之物。”〔5〕其次，就逻辑的描述功能而言， 对象之物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被领悟。逻辑学家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理性思考，最终提炼出高度抽象的逻辑结构。在描述历史进程时，它要求偶然性服从于必然性，现象服从于本质；在描述社会形态时，它要求个人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服从于客观精神。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事物整体的把握，才能和逻辑设定的历史模型有契合的可能。由这两点来看，逻辑规律描述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的功能，就变得可疑起来。在对历史的把握之中——尤其以多变的主观情感和强调个体创造性为内核的艺术的历史，如果坚持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就只可能杜撰出一个个充满主观臆断的逻辑体系，成为以庄严的面孔骗人的东西，或者为了逻辑运动的有序性让生动活泼的历史现象作出牺牲。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正是逻辑以一种貌似客观的演进程序自动，才使我们对它的真理性深信不疑，并对它和历史多向度运动之间产生的距离视而不见。也可以这样讲，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可能对描述自然、社会等宏观范畴的发展具有契合性，但对从人的心灵之渊中浮现的文学艺术精神——这一远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却显得不那么卓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