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审美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有些国内学者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文化现象统称之为审美文化，都把它们纳入审美文化的研究范围，诸如大众文化、企业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等。而这些文化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强调文化的可复制性、功利性、世俗化以及单纯的感官刺激。如果我们不想把争论的面扯得太宽的话，那么上述问题可简单地归结为一点，即对审美文化（我们姑且把上述文化现象称作审美文化）中感性作用的强调而对其中的理性作用的无视与放弃。我们认为这种研究倾向忽视了甚至否认了审美文化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及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理想性、愉悦性和理性。这不仅会对审美文化的深层研究产生错误导向，而且对审美文化向现实的推进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首先明确“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一、“理性”的历史考查 整个欧洲文化发展史中，对“理性”的强调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先哲那里。但真正把它作为一种超越现象世界去把握其内在本质的能力和手段却应该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近代哲学以后。当启蒙学者们要用人性战胜神性，把人间的幸福从天国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的时候，人的主体性与理性的问题就成为他们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时“理性”显现出其特殊的地位，这就是它不仅要为人的主体性作出理论的证明，而且要在现实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中改变主体遭奴役的境遇，使其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并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手段为主人创造出发展自身的必要的物质前提。从启蒙学者赋予“理性”这一特殊历史使命起，“理性”就遇到了“经验”的强烈抵触，两者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伴随欧洲哲学史中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世纪之争，“理性”与“经验”也得以彼此发展，经过康德对“理性”的偏爱，特别是黑格尔的过分偏爱，“理性”最终被推到了终极真理的高度并被放入永恒的时间结构之中。至此，“理性”的大旗在欧洲大陆上到处飘扬。一切的知识都必须放在“理性”的天平上接受衡量。凡是符合理性的，即对“理性”来说是准确无误的才是真理，才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否则就是谬误，应该无情地取消其存在的依据。然而这时，人的主体性问题与“理性”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随着笛卡尔、康德等人对人主体性地位问题的推动，人的主体性成为近代以来欧洲思想界的热门话题。而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赖于“理性”的发展与进步。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讲，“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最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1〕这在欧洲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初期， “理性”的进步与发展的确对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与巩固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理性”的过分张扬和对自然科学功效的过度相信，这导致了“理性”超出了它所适用的范围，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都成了从属范畴，它们都需要借助于“理性”来说明其价值与意义。人们刚刚从前门把人类的主宰——上帝清除出去，却又从后门热情地将“理性”这一新的人类主人迎了进来。“理性”本来是确立与巩固、发展人的主体性的手段，而当它推向人类主人的宝座后，它却成了最终的目的。与“理性”的精神霸权地位的确立相同时，各类社会问题纷纷表现出来，比如人类自身的异化、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在不断加剧。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普遍感到尽管古代“理性”还未能得以充分发展，自然科学处于萌芽状态，哲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处在主观猜测阶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受到自然威力的威胁与侵害，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那时的人们却能从众多的自然现象中发现那诱人的诗意，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贫穷。在科学昌明的近代，经过几百年对自然界的征服，自然界不仅丧失了它的诗情画意，而且还时常露出它那与人为敌的狰狞面目。人们一面品尝着通过“理性”与自然科学发展对自然征服而带来的胜利成果，一面也饱尝了生态环境遭破坏后，自然界给我们带来的苦果。 听着工业化铿锵有力的脚步声，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却感到了阵阵恐慌和焦虑。人性在“理性”之光的光射下变得暗淡无光，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在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压迫下昔日的荣耀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供人怀念的过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性在发生着分裂，人们的独立意识及对社会所持的批判意识已被丰盈的物质财富所淹没。人们在物欲的世界中大口地喘着粗气，在日益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已无力再去探询人生的价值问题、人在现实中的地位问题以及人类的归宿问题。另外，信息时代的到来，分工的进一步加剧，人类在日益失去作为生动的感性生命的整体而存在的现实依据，存在着的只是被“理性”世界所撕碎的生命的碎片。而作为时代吹鼓手的文学艺术在工业文明的挤压下完全丧失了在精神和心灵层面拯救人类、创造新人的神圣使命。文学艺术脱下高雅的外衣，穿着世俗的新装开始以描写感官的快适，寻求精神的刺激、表现无任何思考的现象而沉沦于现实生活之中。至此，“理性”的发展似平走进了一个怪圈：“理性”的高扬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开始走向“反理性”的轨道。“理性”所带的这一切我们能否从康德的思考中得出一些启示呢？康德在倡导“理性至上”的时代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他是否已预感到“理性”的无限度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聚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主体性问题，解答人生的意义等形而上的问题？这也难怪叔本华在黑格尔时代就已开始对“理性”发难，因为他看到了“理性虽然战胜了上帝，但它却无法真正说明人本身。” 进入后工业社会后，“理性”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的激烈批判。一部分激进的思想家要求彻底否定“理性”，只提倡生动可感的感性活动，于是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起来。而一部分思想家在认真地思考了“理性”的发展行程后，大声疾呼要求恢复“理性的本来面目。他们认为从人自我完善的角度。“理性”应该区分为两类，即完善人内在精神的“人文理性”和满足人外在物质要求的“技术理性”。前者以解决人生的终极价值以及人在现实中地位的确立为目标；后者则以解决人类在自然中的异在状态从而进入自由自觉创造的境界为目标。从理论上讲，“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在完善人、发展人自身的前提下是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的（因为缺少一方面人的现实状态和精神状态就很难得以沟通与统一）。然而在现实中，这两种形式又很难得到统一，它们必将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对物质生活的追逐而发生分裂。实际上，“理性”在文艺复兴以后漫长欧洲文化发展史中，除少数思想家强调“理性”的合理发展以外，在现实中，“技术理性”战胜了“人文理性”而实事上取代了“理性”。于是，这些思想家们要求在“理性”中重新发现和找回失落的“人文理性”，重新恢复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改变眼前的一切现实而实现这种和谐统一，于是他们希望用审美的方式来整合这一对立与冲突，用具有感性自由的审美活动消解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及“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分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审美文化”被历史地提了出来而成为西方思想家解决上述分裂，解决“理性”的不合理地位及整合人性分裂的一剂救世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