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分类号 Ⅰ 以典型范畴为核心的蒋孔阳美学思想，是在中国现代美学艰难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当今中国美学的研究重心已向意欲表现论美学偏倾，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典型理论还存在着各种缺陷，但是作为历史的成果，这个理论不仅凝结了中国现代美学大半个世纪的重要经验，而且还代表着现代美学两极运作态势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向。研究蒋孔阳的美学思想，对于完整地理解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过程，对于进一步发展以典型理论为标志的认知再现论美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体系 在进入对蒋孔阳美学的评述之前，应当首先对这个体系作一概略的叙述。在笔者看来，如果离开了宏观的背景和流动的过程，对个别美学现象的理解是难以达到较为深入正确的程度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突出明显的美学现象的把握就更是如此。 认知再现论是近代以后形成发展起来的美学体系，它明显地区别于意欲表现论美学，近现代美学的主导趋势和发展过程，就是由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矛盾对峙构成的。这是对认知再现论美学的一种宏观的把握或规定；这个体系不是对单一美学理论形态的概括，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的历史覆盖面、包容着建立在不同基础和方法之上的多种理论形态的美学大系统。但是，多种理论形态之所以能够被总括在一个美学体系之中，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的思想倾向，这就是对美的客观性、审美的认知性以及艺术的再现性的强调和论证。这一共同的倾向，显示在认知再现论的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亦即包含在它可能形成的各具特色甚至具有很大差异的理论形态中。 对脱胎于古代母体的中国现代美学来说，认知再现论所要开辟的差不多是它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给这个体系提出了不可能出现在古代的新的理论任务和课题，而且在传统的继承性上也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和依据。中国古代美学传统注重美与善的结合以及主观情意的抒发，这不仅不能与认知再现论所偏重美真结合和认知再现的新的历史要求相贯通，不仅不能为它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反而可能使之偏离方向，被同化、被抑制在古代传统中。 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主要是在外来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俄国现实主义美学，苏联的文艺社会学，丹纳的社会学美学，黑格尔美学等，都对这个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认知再现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认知再现论的初步发展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之交明显地表现出来。作为一个总括性的系统，它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优势和特点，即对美的一般本质的本体论探讨和对艺术社会学的关注。尽管还存在着许多偏颇和失误，但在主导倾向上，认知再现论对美的本质的思考已不复是对超绝现实人生的抽象法则的独断，而是趋向于社会实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知再现论美学的灵魂，使实践本体论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形态。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认知再现论的中心课题，它可以具体地表现为对艺术起源和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以及与此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批评原则的建立。但是迄今为止，对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的原则上，而审美心理学则始终是认知再现论的薄弱部分。这种现象与这个体系在理论上的失误相关，长期以来，它忽视了美从本体向现象转化的问题，以及审美心理作为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中介环节的意义，因而常常在美的本质问题上陷入客观唯心论，在对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上陷入庸俗社会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问题，审美心理研究在认知再现论中相对低落的状态，也是现代美学发展内在规律的一种反映，这就是说，现代美学认知再现和意欲表现这两大体系对峙的发展模式、格局，决定了它们各有其相对突出的理论倾向或优势。审美心理学在认识再现论中相对薄弱，但是意欲表现论中却成为关注和研究的中心问题，正如艺术社会学在意欲表现论中相对薄弱，而在认知再现论中却得到较大的发展一样。这样，从单方面看，理论薄弱环节的存在是一种缺陷，但从现代美学的总体综合地看，一个方面的缺陷却相应地促进了另个一方面的发展，即形成一种推动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认知再现论不必重视审美心理学，实际上，心理积淀说已经显示出它的美感理论的特色，只是在整个认知再现论体系中审美心理问题居于次要地位而已。 就整体的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现代美学的认知再现论至今还处在初始的或摸索、酝酿的准备阶段。它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思想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对西方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介绍和转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属于它自己的实质性的进展还不明显，对于美学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各种问题的专门系统的研究还未展开，多元发展的局面还未出现。在这个初始阶段上，认知再现论的主要任务是一般理论原则的提出和基本方向的把握，而不是具体理论形态的建构。因此，认知再现论发展的内在线索和运行轨迹，主要是从分散在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思想观点上显示出来的。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应有的繁荣来说，它的创造成果少到可以用贫乏来概括，但是对于现代美学肩负的伟大使命来说，它最初的发展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它刚刚从古代美学脱胎出来就进入了东西方美学交流碰撞的大潮，它需要排除古代美学的干扰以确立新的方向，它需要在把握现实脉搏的基础上接受外来理论的影响，这些就决定了它必须进入一个为确立原则和方向而付出巨大努力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只有经过这一历程，它才可能上升到理论繁荣的更高的阶段。由于认知再现论的理论形态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上尚未达到系统化、概括化的高度，出现在这个阶段上的思想材料，主要是与文艺思潮发展相适应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作为与之并行的过程无法超脱历史的局限，这不仅表现为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种种缺陷，而且也表现为具有相当深度和具有理论稳定性、一贯性的理论家的稀少。如果我们试图把研究建立在专门系统的美学理论上，或者建立在直接论述美的材料上，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材料的零散和贫乏而感到没有进行研究的必要。与具体的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有区别的是，我们所关注的是包含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那些更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与认知再现论美学的基本倾向和主要内容相关的东西，要求在那些表面上游离松散，表达形式简略浅显的材料中把握重要的动向和逻辑联系。当然，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思想材料的零散简略，即使面对丰富集中的理论形态，研究也需要进入到深层，例如对蒋孔阳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是这样。在中国现代美学的逻辑发展中，茅盾、吕荧、胡风等人的美学思想，是蒋孔阳的先行环节。在茅盾那里，认知再现论的主要范畴还处在一种素朴简略、生糙模糊的状态，但在基本倾向上却异常明确地表现出这个体系的特征；胡风美学以其深沉的思辨和理论的激情，为这个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或生长点；蒋孔阳美学思想则是这种倾向的发展和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