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理论历来被学者们当作建立主体观的学说，开创了主体论的先河。或许就康德本人的思想而言，也力求完整地论述主体的存在性和可知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人类真正有拥有主体性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将“合目的的目的”交给上帝，使我们的一切行踪具有了先验色彩，我们之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和诸多的神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自己。在康德理论中存在着种种矛盾：知识的先验时空和人的综合能力；实践理性的先验合法性和人的制造法则、道德的能力；美是主观的、无功利的、无目的的，却又是先验的合于道德法则的、合目的的。正是这种种二难情形构成了康德的理论，在解决这些矛盾时，康德最终将终审权交给了先验的存在。其实，这本身就是在终极意义上否定了主体。在这一点上，康德与当代思想家福珂如出一辙，不过，福珂从一开始就以其后现代解构的姿态对知识、真理、道德、文学进行考古学的研究，系统地论证主体的无能。从其考古学、系谱学的论证方法来看，似有结构主义的方法特征，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解构，解构的不是别的，正是主体。福珂的研究领域极为宽泛，对于知识、道德、美学等领域和康德一样有着深入的研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康德和福珂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在其终极效果上，他们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探究主体的命运，揭示主体性的隐秘。这是古典美学思想和后现代美学思想共同的发展轨迹。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思想并非是古典美学思想的断裂存在，而是以主体性问题为要核的深入阐释，这种“深入”的原因也许正是后现代的资本、技术、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赋予它的。 一、知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康德的知识的先验判断理论与福珂的知识的权力泛生理论 康德认为知识由两部分构成：知识内容来源于感觉经验，知识的形式来源于先验的认知能力。“一切先验的知识与其说是关于对象的知识，不如说是关于这些对象的认识方式的知识，而且这些认识方式不仅限于是先天可能的。这样一种概念的体系，就可以叫先验哲学。”〔1 〕如此而言，知识由两部分组成：（1 ）先天判断：分析判断（具有普遍性）（2）综合判断：后天的综合判断（不具有普遍性）。 康德虽然确认上帝在人的知识获得方面具有绝对统治地位，但是，同时又以先天综合判断引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从而为后代学者研究主体性问题开了先河。康德认为先验形式应由纯粹的直观形式组构：时间、空间。正是它们决定了知识存在网络。 但是，在福珂看来，知识并不是什么先天判断带来的东西，而是人类自身借助于权力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知识话语，例如：疯癫、法律、道德、 性……， 全是为了其自身的权力实施而构造的“话语模式”（Discursive Formations）〔2〕。根本无所谓永久性的真理，真理只是暂时的。这就是说，康德倾向于永恒的绝对真理观，福珂坚持非连续性的相对真理观。对于人类是否有一种先天综合能力，借助这种先天的智能能否产生新的东西，福珂只承认康德的这种知识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不断变动的观点，至于综合出来的东西是否是新的，福珂表示怀疑。他认为知识只是一种文本的重叠，这样无限下去就像剥洋葱一样，得到的不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先天判断，而是一个空虚的内核。因此，福珂基本上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只表现为虚妄地奔波。 为了进一步论述知识组成，康德归纳出4类基本范畴：质量、 性质、关系、样态。12种判断：全体性、多数性、单一性；实在性、虚无性、限制性；实体与偶然、因果性、相互性；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在这4类范畴中，康德认为关系更为重要， 但是这种关系概念中主要体现因果联系，而且这种关系范畴是先验地存在的。 同样，福珂理论中更多地将话语、知识、权力有意无意地承认为一种关系，但在福珂的眼中，关系体现为现实客观存在物的相互作用，如物对物、物对人、人对人、人对物，正是这些各种各样的间性关系，构成了人的存在，也正是关系的不断变化，人的现有存在不断被瓦解。关系不是先验的形式因素，也并非经验性的获得，它只表现为人、物存在的一种张力形态。知识的获得只不过是关系的陈述而已。从而也就打破了康德知识论中的统一性、固有性的时空观。 另外，康德以为范畴之所以可以构成知识，是因为人先验地有一种“统觉”心理机能，即先验地有一种“综合”、“分析”能力，范畴先验地存在于人，人获得知识，既可以通过直觉，也可以通过“综合”、“分析”而获得，但是后者看起来更为重要，只有经过“统觉”的知识才具有普遍性。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 但福珂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么一种先验的范畴，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体现为“话语模式”，在知识领域又表现为“知识型”（Epistome，又译作“知识场”等）的发展。这些“话语模式”和“知识型”并非先验地存在。文艺复兴时期是相似型的话语模式，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相似关系，也是一个命名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给外物命名，但名字只是外在存在物的一个标志，语言要么是物的象形，要么是物的象声，所以这一时期是自然为人立法；到了古典时期呈现出以同一和差异为特征的话语模式，从文艺复兴解释为主的话语模式中脱离出来，步入到辨识事物的秩序和类型，随之，引入人类社会，形成人类的秩序和分类。19世纪，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逐步成熟，由它们支撑了人的全部内涵，从而，人的意义才最终确立起来。但是，由于从古典时期开始，知识的发展决定于语言，确切地说知识是由话语派生出来的，所以19世纪的话语模式就表现为话语和符号的表征功能。生物、经济的发展同语言一样均不是人的创造，而是受周围环境决定了的，受其他存在决定了的，充溢着不确定性、差异性，是非连续性的发展，同样是话语模式的表现形式。由它们所组成的人的主体意义也就不存在，即人是由符号化的话语决定了的。由此，福珂的理论，尤其是论著《词与物》（又名《事物的秩序：人类学考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也不是上帝为“人和自然立法”，而是在人类实践中，历史在立法，历史立法的工具不是别的，正是符号、话语。人类在寻找人与自然相似性中使用了符号，符号也就从此获得了生命，开始构造知识，构造人类历史。人只不过是符号的构造对象，我们言说的不是历史，而是符号和话语、已经被言说过无数次的话语，并不存在着一个先验的上帝，也不存在一个主体的人，人永远受制于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