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袁枚的“性灵说”与杨格的“独创论”

作 者:
侯敏 

作者简介:
侯敏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5006)

原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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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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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体系经常与文化的每一层面息息相关,每一层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皆有其独特性。然而,这并不能否认不同的民族在艺术思维上的共鸣和共振。因为“有许多古代民族和近代民族,初看似乎很不相同,而精神上却有一种真正的相似点;两者所经验的、所发抒的,都是同样的感情,所祈向的、所渴望的,都是同样的理想。”〔1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中外诗歌美学的坐标系时,我们就会发现18世纪中国的袁枚和英国的杨格这两位美学家在不同的民族几乎同时举起了独创论美学的大旗,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独创论美学的浪潮。

      袁枚和杨格为什么在诗歌美学的意蕴和旨归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呢?这种奇妙的文化现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美学的课题,值得我们搜其真,穷其源,尽其妙。

      一

      一个真正的美学家,他应该有哲人的玄妙神思,诗人的抒情心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整合心灵的创造精神。这样,他才能在诗歌美学的莽原上纵横驰骋,革故鼎新,融成诗歌美学的佳构。在这个意义上,杨格和袁枚都是18世纪文艺价值理想的代表。

      杨格论诗,高标独创,反对蹈袭摹拟,赞美生命的律动。他欣赏且推崇独创性的诗人,把独创性诗人的笔头比作能够从荒漠中唤出灿烂春天的“阿米达的魔杖”,认为一切想象的触发,文笔的变化,都是由这个魔杖控御着。

      在杨格那里,“独创”这个概念具有四种功能基质:

      一是发轫质。大凡杰出的诗人总是开风气之先,自铸伟词,自成一家。对于过去的经典作品,独创性诗人决不顶礼膜拜和亦步亦趋,而是另辟蹊径,敢于走前人未走的路。因而,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了一个新省区”〔2〕。

      二是天才质。独创性的诗人拥有智慧,而智慧是天才的标志。在大多数场合,天才正是指用超过一般人的意念和手段去完成伟业的才性。诗歌创作尤需天才,“在幻想的仙境里,天才可以四处游荡,它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可以任意统治自己的幻影之国。自然的广阔天地也展开在它的面前,它可以自由来往,竭力有所发现,在自然界可见的范围内自由地戏弄万物,并且描绘它们。”〔3〕杨格把天才分为两类, 一类是早熟的天才,另一类是晚熟的天才;早熟的天才可喜,晚熟的天才可贺。

      三是超越质。独创性的诗人总是力图在与古人的竞赛中凸现自己,“模仿是自认不如,竞赛是比个高下;模仿是卑下的,竞赛是大方的”〔4〕。前者束缚人,后者鼓舞人;前者也许能使人出名, 后者则更使人不朽。“竞赛激励我们,不要我们永远像新兵一样,在创作界的古代将领们的麾下练武,而要使戴上桂冠的老将们蒙受丧失光荣的优先地位的危险。”〔5〕只有在竞赛中猛进疾趋,才能实现超越。

      四是新颖质。往往是那些致力于生气勃勃的创造的诗人,才有可能获得光荣的果实,“独创性诗人的头脑犹如肥沃而可爱的土地,享有永恒的春天。模仿者却不行,他们只能把月桂移植出来,在异乡的土地上总是落得个枯萎”〔6〕。

      因此,杨格认为,藉着创造的幻想,发为灿溢的美感,以表现人生的就是好诗,具备创造基质的诗人才有独创性,才能称得上是独创性的诗人。

      与杨格相枋,袁枚以“性灵”为起点构筑诗歌美学体系。袁枚论诗主性灵,薄格律。

      何谓性灵?袁枚曰:“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足矣。 ”〔7〕初看起来,袁枚的“性灵说”,极富空灵飘渺之至。然而,从袁枚的《随园诗话》和有关文论中,我们可见出“性灵说”所蕴涵的丰富特性。

      一是情感性。袁枚论诗把纯挚真切的情感作为第一要素。因为情感是诗文创作的驱动力:“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将焉附?”〔8〕袁枚把情感作为诗文创作的源泉, 不免陷入主观唯心论之中,但他强调情感这一诗歌创作的动力,还是可取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9〕。缘情而作, 遂能摇撼读者的心旌。

      二是主体性。袁枚论诗,关注抒情和审美的主体,“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10〕。袁枚标举诗人的个性,旨在强调创作主体的灵动性,因而他反对刻意讲究声律的做法,“余作诗,雅不喜迭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11〕。也就是说,作诗须敞开心灵,直抒胸臆,扩大和提高自我的创造性和自足性,而不是抑制和削蚀。

      三是变革性。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是古今情理。袁枚反对拘泥于古人的做法,主张“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及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12〕袁枚以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为例,说明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唐人学汉,魏变汉楚,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13〕唯有变革,诗歌才有生机。优秀的诗歌艺术总是有一股盎然活力跳跃其中,蔚成酣畅饱满的自由创造精神,诗人参赞化育自然与人生,浑然同体,浩然同流,所以能昂然于美的诗歌之中。

      可见,袁枚的“性灵说”,不是空明境界的晴云缱绻,清辉流照,而是如现代文论家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性灵是实感与想象、情与才、韵与趣的踪合体,旨在求真、求新、求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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