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之美，从本质上来说当然是属于人为美。奇怪的是，崇尚“自然”、“无为”的道教，不但两千年来一直用文艺来弘扬“至道”精神、宣传教理教义，而且常常在道经中自觉不自觉地强调文艺美的必要和重要，常常将儒家传统的“文一道”观点、“文一德”观点，吸收改造为道教的宗教文艺美学观点，将文艺美作为体道之途、弘教之器、化人之大音。这是否与它的“自然”“无为”的理想相冲突呢？它又是怎样把重“道”与重“文”统一起来的呢？应该说，这方面正是一般美学史的阙如或相当薄弱部分，从这里深入开掘一下，也许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表现。 一、“不得无文”：道教“唯美”文艺美论 葛洪以设问答问的方式，阐述自己与众不同的、很有些反传统色彩的文艺“形式美”论。他针对有人讲的“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则著纸者，糟粕之余事；可传者，祭毕之刍狗。卑高之格，是可讥（识）矣”，其实就是指一般世俗文人即儒家学者的“文—德”论，是他辩驳的目标。故尔，“抱朴子答曰：筌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即为了至道能够通行天下，“文”艺美还是需要的。他以文学家、评论家的权威语气论述道：“若夫翰迹韵略之宏促，属词不比事之疏密，源流至道之修短，蕴籍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清浊参差，所禀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气。而俗士唯见能染毫画纸者，便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锺子，郢人所以格斤不运也。盖刻削比肩，而班、狄擅绝手之称；援琴者至众，而夔、襄专知音之难；厩马千驷，而骐、骥有邈众之价；美人万计，而威、施有超世之容。盖有远过众者也。且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为称，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圣谥于一字，仲尼从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鹰之所被，六甲出灵龟之所负，文之所在，虽贱尤贵，犬羊之鞟，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1〕这段文采沛然的话，杂引儒、 墨、道典故，充分论证了他的“文非余事”、行道“不得无文”的主张。他将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关于文艺的形式－内容和谐美论，作为自己立论的起点，又改造、活用了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筌蹄”说（《庄子·外物》），强调的核心，实际上是文艺的审美价值（即“文”）和文艺美高于生活美。这显然又超过了儒、道（家）的美学观点，有些“唯美”色彩，而更接近文艺美的实际特点，也符合他将“道”宗教化时追求“真—美”的总倾向。 后世道士常晁有诗谈“文”（即广义的“文艺”）的艺术美的教化作用说：“绝学虽云不读书，教门又要用文扶。一元字脚然非有，三藏文传敢道无。治世必由仁义术，修行须辩生死徒。勿将心学轻文字，悟到玄虚总不殊。”〔2〕的确，以局外人理解， 先秦道家提出的“绝学无忧”似乎真是要排斥一切“文”和“学”（今人不是还有这样解释的吗）。而在他看来，“文”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教门又要用文扶”，且所有的“道德真言”（三藏文）都是“文”传授下来的，故不能因为强调“心学”就“轻文字”或“不读书”，学富五车固然不是修道者人人必需，但读书人学道却不可不读书、不写点东西。“道”以“文”明，“道”以“文”传，就是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文—道”关系。无庸讳言，这个认识倒是更接近儒教的“文—道”观。这一方面说明他对儒教思想的主动借鉴，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后期的道教已经有了许多变化，已经不是道家或早期道教时代的宗教了。再考察道经对更为标准的“艺术”——雕塑的艺术作用的阐述，可以更清楚地体会到这种神学美学对艺术的“功利”要求。有道经专门对神仙造像的形制、对象特色、艺术手段等等作了详尽的规定，如《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的“造像品”就说，“科曰：夫太像（象）无形，至真无色，湛然空寂，视听莫偕。而应变见身，暂显还隐，所以存真者，系想圣容，故以丹青金碧，摹图形相，像彼真容，饰兹铅粉，凡厥系心，皆先造像。 ”〔3〕简言之，塑造神仙像，就是为了使人们从这些用“丹青金碧”妆点的艺术形象中，联想起道教众神“圣容”，肃然起敬，进而五体投地，如同遇到真的神仙“见（现）身”。这样的逻辑并不奇怪，宗教美学必然要求艺术为宗教目的服务。所以《化书》说：“为巫者，鬼必附之；设像者，神必主之。”〔4 〕这大大超过了“祭神如神在”（《论语》）的“象征”美学价值论，而达到了宗教神学的艺术论范畴。这种宗教的“文—道”论向极端的宗教标准靠拢，就会成为只讲内容和需要，而无视艺术形式美的要求的观点。《太平经》就这样提出问题：“拘校上古中古下古道书者，假令众贤共读视古今诸道文也。如卷得一善字，如（卷）得一善诀事，便记书出之，一卷得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万卷得万善，亿卷得亿善。……因次其要文字而编之，即已究竟，深知古今天地人物之精竟矣。”〔5〕当然， 在“谶讳之学”还很有市场的时代，它这样强调读经（道教的经）得“善”，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说“学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众贤说以安之者，是也；守众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为神者，是也；神无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书相驱使之术耳。”〔6〕强调得“天道意”的追求，否定只讲“章句”的做法， 在那个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与后世道教学者讲究文艺的娱乐（包括自娱）作用，是并不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