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美:魏晋科学理性精神与文人自然审美意识

作 者:
刘敏 

作者简介:
刘敏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是其学位论文《魏晋文人自然审美意识生成论》的第二部分,全文50000字。指导教师钟仕伦教授

原文出处: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魏晋科技研究中理性精神的高扬与魏晋文人的自然审美意识,作为同一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特征,并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本文从寻找不同的理论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阐发科技研究求真的理性精神对文人审美意识的深刻影响,论述魏晋文人自然美意识的起源:理性精神清洗了自然之上的虚幻东西,呈现出自然万物的真切面貌。本然的万事万物,成为独立的认识对象,也是感性的审美对象。对真的追求,感召出美的意识。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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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功用自然观、伦理象征自然观、神学目的自然观到审美自然观的转化。魏晋文人自觉的自然审美意识的兴起,由魏晋科学技术研究中的理性精神和怀疑态度导乎先路。对真的追求,感召出对自然万物的审美意识。

      一

      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与时代的哲学观念、思想意识息息相关。“科学的各个领域对那些研究哲学的学者们也发生强烈的影响,此外,还强烈地影响着每一代的哲学思想。”[1]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界的和谐秩序,而哲学寻找的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原理,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不仅科学技术的成果在时时改进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充当着哲学思想的物质承担者的角色,而且一个时代的科学精神也体现出人文精神的精髓。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魏晋时期是成就辉煌的一页。杰出的数学理论家刘徽、天文学家祖冲之、发明家马钧、制图学家斐秀在这一时期出现。《九章算术》的几何知识此时形成了理论体系,天文学方面观测成果丰富:虞喜发现了岁差;姜岌在长期观测中发现“蒙气差”:祖冲之用实测证明了岁差,还测得“交点月”日数为27.21223,“浑天说”、“宣夜说”、“听天论”等宇宙理论蔚为大观;斐秀制定的制图学原理一直沿用到清代。对南方地区动物和植物的研究也始于这一时期。

      魏晋科学技术发展成绩斐然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东汉古文经学中理性精神和怀疑态度的继承。

      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目的在于否定今文经学严守师法、析其微言的烦琐章句之学。在古文经学家看来,今文经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2],对一个字生发几万字大义的方法不仅琐碎, 而且违背了经传的根本意义:“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3] 因此古文经学家注重文字训诂,矢志追求经书的真正含义。文字训诂是古文经学求解经书真正含义的手段,他们又不满足于单纯的文字训诂。文字训诂研究语言文字——“名”,“名”之下的事物——“实”也是研究考察的重点对象。以经学而言,“实”是指经传的真正含义;以语言文字而言,“实”又指客观的感性事物。古文经学从文字训诂出发,进一步循名责实,研究对象从古代典籍的语言文字扩大到现实的事物,走着一条既重训诂、也重名物的道路。

      文字训诂的要求,萌生于对今文经学“便辞巧说,破坏形体”[4] 的怀疑,目的是辨伪。循名责实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寻找解释的客观标准的理性态度,目的是证实。辨伪与证实,体现着东汉学者在学术态度、探究人与自然关系中可贵的理性精神,并且由于一些兼具古文经学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大学者的出现,科学技术的研究也呈现出注重理性精神的特征。李约瑟博士注意到了这一特点: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汉朝(特别是后汉)是比较重要的时期之一。在天文学和历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地学方面曾有一项卓越的发现,动植物分类学的基础开始奠定,并且广泛地传播着一种明确的怀疑和理性论的思潮。[5]

      魏晋科技发展深受东汉学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一些背景,早在两汉时代便已略具雏形。经刘徽作注而在魏晋发扬光大的《九章算术》,其整理者马续是东汉大儒马融之兄,马续“十六治诗,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6],与古文经学颇有渊源; 东汉另一大儒郑玄也“通九章算术”[7],还注释先秦技术典籍《周礼·考工记》; 扬雄既是古文经学家,也是天文学家,他提倡的“浑天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姜岌的天文思想即受其泽溉。因此,魏晋科技的发展明显带有理性思考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物质自然,要取得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自然界。理性自然观的核心是求真,求真成为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目标,魏晋科技的发展,处处显示出这种求真的理性精神。刘徽注《九章算术》、建立几何知识的理论体系,陶弘景寻找药物的分类标准,是寻求客观世界规律的真;嵇含、杨孚、万震等研究南方地区的植物、矿产,是为了准确认识客观真实的世界;郦道元注《水经》、何承天观测天象定历法,是为了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实在一致的“真”。

      郦道元为汉桑钦的《水经》作注,他认为从远古到当时,地理风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前人的地理著作必须经过考证辨析,才能给予人们真正的知识,为人所用:“但绵古芒味,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贸。”[8] 注疏前人典籍的工作,在郦道元眼里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何承天发现三国杨伟的“景初历”有错误,为了纠正其错误而创定朔之说,又创日法,制定新历,显示出追求真理的坚韧精神。魏晋时期还广泛开展动、植物研究。嵇含研究南方地区的植物卓有成效,有专著《南方草木状》,详细记叙当时南方常见植物的形状、用途、分科、生长规律等。万震作《南裔异物表》研究南方风物,杨孚的《南州异物志》则专门研究南方地区的矿物。一种重要的著作类别,方志或县志,在这个时期也初露端倪。 公元347年,常璩作《华阳国志》,记述古代巴蜀地区历史、地理、风俗,记载了蜀国都城成都的建筑、当地著名人物的传记、风俗习惯、碑记、鸟类和其他动物,以及铜、铁、盐、蜂蜜、药材、竹、茶等物品。详细记叙一个地区的风俗和物产,客观上是交流的需要,主观上则表现了重名物、求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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