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审美观念的认识走向直觉，是当代审美观念的一大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应该说，传统美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它把审美活动与认识活动等同起来，认为审美活动只是一种理性思维的形象阐释，而没有能够意识到审美活动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动，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对这种特殊的生命活动作出认真的考察了。 一 新的开始要从康德说起。作为一位真正深刻的美学大师，康德尽管没有能够真正走出传统美学的藩篱，但是毕竟最早意识到了理性思维的失误。他所做出的本体界与现象界的著名二分，或许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应该被视为消解根深蒂固的理性思维的第一声号角。正是康德，导致了传统本体论的终结。他摧毁了人类对传统本体论的迷信，并且只是在界定认识的有限性的意义上，为本体观念保留了一个位置。对此，只要回顾一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本体论的证明”部分，就可以一目了然。对此，尼采可以说是心领神会的：“当此之时，一些天性广瀚伟大的人物竭精殚虑地试图运用科学普遍有效和充当普遍目的的要求。由于这种证明，那种自命凭借因果律便能穷究事物至深本质的想法才第一次被看作一种幻想。康德……的非凡勇气和智慧取得了最艰难的胜利，战胜了隐藏在逻辑本质中，作为现代文化之根茎的乐观主义。当这种乐观主义依靠在它看来毋庸置疑的永恒真理，相信一切宇宙之谜均可认识和穷究，并且把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视作普遍有效的绝对规律的时候，康德揭示了这些范畴的功用如何仅仅在于把纯粹的现象，即摩耶的作品，提高为唯一和最高的实在，以之取代事物至深的真正本质，而对一种本质的真正认识是不可能借此达到的，也就是说，按照叔本华的表述，只是使梦者更加沉睡罢了。”〔1〕 而在康德关于鉴赏判断的考察中，应该说已经包含了直觉的成份，并且已经开始对于审美活动的独立性的追求，这一点，如前所述，就体现在康德对于审美活动的“中介”性质的强调上，然而却毕竟并非审美活动的彻底性的实现。这原因，无疑与康德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理性”从“神性”中剥离出来密切相关。康德虽然把审美活动作为中介，而且赋予它自己独特的先验原理：“对象的客观合目的性”，以及变体“对象的主观合目的性”，但却毕竟只是中介，没有进而把它推进到独立的审美活动的世界之中。在我看来，康德之所以要通过四个悖论来不无艰难地考察审美活动，奥秘正在这里。因此，康德所考察的问题只是：一方面，通过审美活动，理性的自由原则怎样到达那充满诗意的必然性的王国，理性的原则怎样渗透到感性中去？这是从理性化的角度。另一方面，通过审美活动，自然的机械的世界怎样具有道德意义，美为什么是道德的象征？这是从道德化的角度。 康德之后，出人意料的是，黑格尔并没有从康德出发，去完成他的工作，而是逆向而动，把理性思维发展到了极点，构筑了一个“绝对正确”的美学体系。但同时，无疑就更为严密地窒息了空灵的审美生命。因此，在“绝对正确”的背后又隐含着绝对的错误。不过，革命已经无可避免。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甚至一些哲学大家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理性思维后面的审美之思。席勒为人类的自由生存指出的是审美之路，谢林把消除一切矛盾，引导人们达到绝对同一体的唯一途径设定为审美直观。甚至宣称：“我坚信，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方式……没有审美感，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富有精神的人”〔2〕，等等。 不过，更为令人瞩目的还是两位最为当时学界切齿难容的美学家，他们是叔本华和尼采。 叔本华服膺于康德，同时又超出于康德。他与德国几位著名的美学家生活在同一时代，但美学禀赋却又截然不同。对于当时人们所津津有味、争论不休的种种话题，他似乎绝无兴趣，但对理性思维所造成的生命消解却又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最为根本的东西，不是上帝，但也不是物自体，而是生命意志。它不受理性思维的支配，是一种盲目而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同时，在本体论上也应该由传统的理性本体论转向现代的生命本体论。这样，一向为人们所奉为唯一的、神圣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也就必然要转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审美静观。毫无疑问，这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发现。如是，西方源远流长的美的理论以及顽强支撑着这一美学理论的理性思维本身，就不能不面对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的认真挑战。 比之叔本华，尼采虽只是一个后来者，但又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同样自觉地拒斥根深蒂固的理性本体论，而瞩目于生命本体论；同样自觉地拒斥理性思维，而瞩目于审美静观。在他看来，源远流长的西方理性传统应该一笔勾销。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理性思维去追求外在世界，却偏偏遗忘了内在的生命世界。但问题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人类绝不可以遗忘了内在的生命世界。因此，必须消解掉理性思维并且代之以审美静观，这个沉沦了的世界才能最终得到拯救。“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首先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才是科学意识”（狄尔泰的概括），这就是尼采的结论。 一 迄至二十世纪，我们看到更为壮观的一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在1900年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了。就在这一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弗洛伊德的《梦的释义》，克罗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柏格森的《笑》，桑塔耶那的《诗和宗教的说明》相继出版……本世纪声名昭著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现象学美学、精神分析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直觉主义美学、自然主义美学，就是这样应运而生。而在这些美学流派纷繁复杂的内容中，我们不难再次谛听到从康德、叔本华、尼采一脉相传下来的主旋律：彻底消解理性思维，使美学真正服从于自己的天命。lu den sachen Sclbst（直面事物本身），这就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大声疾呼的一句名言。他主张用“悬置”和“加括号”的方法，把理性思维放在一边，使人类不再受其所累，从而达到对“逻辑背后”的事物自身的“本质直观”。至于他的全部理论，则不过是这一思想的合理推衍。弗洛伊德超出理性思维的基础——意识，转而走进了更为深层的无意识，并且从无意识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审美活动，从而也就重新解释了人类的生命存在本身。克罗齐也十分类似。他指出：人类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两种而并非只有一种，即除了理性思维（逻辑）之外，还存在审美直觉。而且，前者依赖于后者，后者却并不依赖于前者。柏格森以“绵延”来界定对象世界，从而把本体论从实在的、存在的转向生命的、生存的本体论。与此相应，他指出：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审美直觉。至于桑塔耶那，自然也不例外。在“美是客观化的快感”的定义中，同样隐含着对于远远超出于理性之外的全部感性存在的瞩目：“人体的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贡献。”〔3 〕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