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 B83 一 存在本是丰富而又单调的；思维也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们的现实形态都是有条件的。只有两者同构互补，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思维和存在才能相互依托，生成它们自身。假如不承认这种同构互补原则的先验性，自明性，任意割裂其本源论层面上的同一性，那就会重演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理性闹剧。如否定人的创造性，把生命看作自然的奴隶；或者反过来将世界当作“我”的表象或任意役使的无机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建立一种恰到好处的关系结构，它契合或本就是宇宙的内在机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实践和精神探索，由此便可以看作是在两者之间寻求结合的“试错”行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兴起，也可以把它纳入到这样的序列中来考察，这样做，对于摆脱理论思维的“现象”纠缠，并由此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将不无积极意义。 当然，承认存在的复杂性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主体态度问题，也不是象非理性主义者那样委身听命于自然，而是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具有“完形效应”的思维结构。以便更好地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尽管近代以来的理性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但我们绝难想象出一种能够摆脱理性而又有现实的可能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意着要以逻辑的方式来做这种工作。工作的方式一旦明确，我们就不得不先回到康德那里，正是这位德国老人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理性最基本的存在结构和活动原则。我认为，康德哲学至少在两方面对我们今天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第一：康德明确地区分了思维和存在的本体差异，物自体的不可知论，遂使一切现象界的经验、思维、真理等全都变成了人自身的事情。这同时也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结构的彻底独立，以及拥有了新的研究对象的哲学自身的新生。第二，康德明确区分了主体的两种功能，即对经验界的“构建性”与作用于主体的“调节性”功能。〔1 〕前者可以把杂乱无章的“现象”用理性立法的方式统一起来；而后者只能对人的三种主体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尤其是后一概念的提出，指明了真、美、善之间的本体差异，它们不可能被统而为一，这也就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精神结构。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康德拈出的这个“三分结构”是如此的自明和朴素，它象毕达哥拉斯所追求的“天体音乐”那样无限和谐又无所不包。这是一个万能公式，它在理性和自然、思维与存在之间，建立了一个巨型的交流机制。康德用它在人类最重要的三种心理功能“知—情—意”，以及“科学—美学—伦理学”这三门最重要的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了完整的系统性，籍此达到所谓的“为理性立法”。由康德所建立的理性活动的规则，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哲学家，并使很多人都沉迷于康德式的“三分法”，例如：雅可布逊在语言学上提出的“元音三角”和“辅音三角”；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上提出的“烹饪三角”；我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也研究过“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也提出过“文学认识的三角结构”等等。〔2 〕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哲学家穆蒂莫·艾德勒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他从西方哲学史上选取了64个大观念，经过分门别类，最后发现它们可以被划分为两组，即“据以进行判断的真、善、美”和“据以指导行动的自由、平等、正义”〔3〕， 此亦可见真善美在思维结构中的本原意义。此外，还有人的作法是把更多的“思维和存在”之内容安装进康德“先验”地制造的“三分结构”中，这种如简单的归纳法式的操作，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该结构的巨型与自足。如李泽厚，就把康德哲学中较少谈论、而当代人比较关注的语言问题等与之对接起来，形成了“真—描述语言—事实世界”——“美—感觉语言—心理世界”——“善—指令语言—价值世界”这样的新格局。〔4〕 二 一旦当真善美的存在被提升为一个稳定的逻辑结构，它们各自的存在就开始受控于该结构整体。这就是我所谓的文明的精神结构，之所以限定以文明二字，是要同原始时代的文化结构相区别开来，因为在后者中真善美浑然一体，与文明的精神结构有着无法超越的本体论差异。所以说这个三分结构只对文明时代才有意义。虽然说经康德之手，真善美在文明的精神结构中终于获有了各自的本体论地盘，在理论上有了“永久和平”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切莫忘记了它们毕竟是三种精神基因，代表着理性能力三种不同的存在方式和显现途径，同时也是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就是说它们之间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斗争关系。而人类对精神生活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的强烈需要，则要求它们在“现实化”过程中必须以“三位一体”的方式出场。这也就是说，要以其中的一种理性能力或一种价值观念为主导，其余的为配角，唯此才能构成或表达出人类精神追求和时代步伐的一致性。 关于这个结构的机制原理方面，还应该郑重指出这样两点：其一是它的独断性质。因为它总是一元为主、三元并存，而且我们很难增加或减少这里的“三要素”。前面所讲的这个三元结构所具有的巨大的危害性和自足性就表明了这一点。这里顺便再指出一点，这三个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宇宙物理学家所说的、类似几何学原理所具有的“简单和美”，因此它最有可能揭示了存在的真相。〔5 〕而从相反的方面说，并非没有人试图改变这个结构，例如黑格尔就这样发展过康德，他首先打破了“现象界”和“物自体”之间的界限，以理性的一元论取代了我们通常所谓的二元论（实际上应该称为三元论，此处暂存而不论）。把三元缩减为一元，并进而把康德哲学中不可知的“道德律令”变成伦理学的对象，把康德美学中“仅仅涉及事物的存在”、“仅仅涉及事物的感性表象”的“先验感性形式”〔6 〕转而变成有着明确的现实内容和功利目的的“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这种对三元结构的蛮横态度，虽然顺应了近代社会的需要，但毕竟严重背离了存在自身的规律。 所以有人说几乎20世纪的每一位重要的哲学家，都是以对黑格尔的攻击和发难而出道的。也不仅在思想界，胡塞尔就认为当代生活世界底部所发生的断裂和危机，也就是由于在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埋下了祸根、至黑格尔而登峰造极的一元化的理性主义的独断专行造成的。由此可以认为，黑格尔精神的受挫以及近来后现代主义者谈论颇多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与危机，都表明了理性独断论的此路不通。同理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了解到，以善为主导性因素的道德独断论在文明历程中的命运。〔7〕两种独断论是形态不同，但殊途同归， 结果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