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新潮，通过扬弃“积淀”的历程，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阶段来叙述。 一、第一阶段：潜在——酝生 “积淀”的扬弃，即感性对于理性的扬弃。早在《论美》的姐妹篇《美感的绝对性》一文中，高尔泰就发现，只有美感直觉盖复名理知识的时候，美感才成为美感＝美。尽管这里的“美感”未能用“感性动力因”加以阐述，但其“美感直觉”的“盖复层面”之中却包含了感性对于理性的扬弃成份，“名理知识”的内涵之中包含着理性及其由教育而导向的“积淀”因素。为此，我们认为这一“盖复式”的语言结构是高尔泰扬弃“积淀”的早期思想萌芽（当时“积淀”之术语尚未正式出世，但其思想萌芽已隐现于李泽厚1956年写成的《论美感、美和艺术》之中）。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革”的黑暗，高尔泰的这一思想萌芽未能获得正常地抽薪。这同时也与美学研究的一度中断及“积淀”说的缓生有关。 时隔20多个春秋，随着“伤痕文学”的淡化与“反思文学”的深入，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两个凡是”的决破，随着一位中学生（潘晓）向报界的投笔而引发的关于人生及其价值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高尔泰将其于1964年写作的《关于人的本质》的文稿修改后发表于《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在《关于人的本质》一文中，高尔泰在对人的自由本质及其感性动力因的哲学思考之后，针对生产力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出了“感性动力”与“理性结构”这一关涉到美之性质和生成动因的基本范畴，并把“感性动力”和“理性结构”的关系喻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从而在深刻的历史观念中揭开了美的人文性、实践性与人的社会性及其改造世界的关系。在当时（“积淀说”已形成）由于人们对美学与哲学的关系、美学与人的本质、美学的对象之认识上的模糊（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彻底澄清），致使高尔泰这一哲学意识未得到美学界的普遍关注。同时，由于高尔泰自身美学思想发展的进程及其局限，他未能尽快地将这一生发开的思想火花纳入现代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考察之中，而是让其消失于“美感经验中心说”的局限之中。高尔泰的第一本论文集《论美》中未将《关于人的本质》一文收入其中，即是一个佐证。尽管这一无意识的不自觉推迟了美学界对李泽厚“积淀说”的反拨，但其对个体主体性及其本体论的高扬，对“理性结构”所持的批判态度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意识，给当代中国人文思潮和现代美学新潮的兴起以深刻的影响，给加入这一思潮的青年思想家们以启迪。高尔泰在这场人文思潮中无疑地起到了启蒙性的开启作用。因此，我们认为，高尔泰的这一“生发”开的思想火花揭开了扬弃“积淀”的历史序幕。但将这一思想意识最先引入美学对象畛域，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和展开的不是高尔泰，而是尤西林。 众所周知，高尔泰认为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而非艺术，“美感经验中心说”虽然强调以人为出发点，注重经验事实和个体的深刻体验，但其内涵的明确度却比较模糊。因而囿于“美感经验说”的思想见解，尽管十分强调以人为出发点，注重主体意识和人的创造力，但其在表述上却难以直接导入对“积淀”的批判。对此，尤西林在《学术月刊》（1982年第10期）发表的《关于美学的对象》一文中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 尤西林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入手，对“美是真善的统一”（李泽厚早在1962年《美学三题议》中持此看法）之流行看法提出了疑议，认为这一定义仅仅是“对美生成过程的描述，并未揭示出美的本质，尤其是模糊了真善美的区别，从而模糊了美的对象；此外还给人以美是消极生成物的印象，从而削弱了主体性的地位；而这种削弱，对美学恰恰是致命的”。〔1〕在尤西林看来， 美“不是人对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真），也不是人对外界利益目标的追求（善），而是人在依照‘真’以实现‘善’时对主体自身的肯定”。〔2 〕在剖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与人对艺术的审美关系时，他认为“二者的审美心理机制有区别：一个处于创造性活动中的主体审美，是以自我体验为特征的，一个欣赏艺术的主体的审美，是以外在观照为特征的。前者是以生理——心理全面的方式把握对象，后者则带有想象和代偿的性质……囿于形式外观的美学必然走向囿于艺术的美学……只讲美是从内容向形式的隐沉和从动态向静态的凝冻，是片面的”。〔3〕 尤西林对美的本质的看法及对现实审美与艺术审美心理机制的剖析，可谓在美学界第一次对“积淀说”进行了不道名的批评。其价值在于从美学的对象入手，对“积淀说”展开了批评。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现代美学流派关于美学对象的一大补充。在我们看来，高尔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流派如果要写一本“美学概论”或“美学原理纲要”之类的书籍的话，在阐述美学的对象时，必将“美感经验说”导向“审美关系说”。因为“审美关系说”不仅强调经验事实，而且明确地指出了美的感性批评和创造性职能。 二、第二阶段：形成——发展 继尤西林之后，张在林在《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5 期发表了《理性的富有与美的贫困——康德美学的再批判》（下称《再批判》）。 《再批判》从康德美学历史的局限性入手，归结到对李泽厚“积淀说”的批评。张在林认为“从主体性意义的建立到最终用客体意义偷换主体意义，这是康德哲学的真正悲剧”，也是李泽厚“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之实质所在。鉴于当时的人们对李泽厚“积淀说”的浅识和对康德哲学的认识水平及研究的不足，张在林在《再批判》中指出：“在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失之批判的过高估价。一些人，人为地拔高康德的美学思想，把康德的‘先验论’学说和人的主体性学说等同起来，从而得出美的社会历史规定性而忽视美的真正本质——感性批判职能。因此，他们把美看成一种所谓‘历史成果’，把审美看作是这一成果的心理‘积淀’，二者被看作一种‘结构’的存在。……美不是一种先验的既定的历史存在，而是一种有生命的积极指向未来的现实的存在。美与其说是‘历史成果’，不如说它始终是扬弃‘成果’的实践过程；审美与其说是心理‘积淀’，不如说它是扬弃‘积淀’的意识活动；美和审美与其说是‘结构学’的，不如说它是扬弃‘结构学’的‘动力学’的，美和审美始终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