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记录汉语的工具,是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科学规划汉字的规范与应用,是关乎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作。纵观我国发展的历史,每逢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时期,汉字应用问题就会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将汉字问题摆在了各项文化建设事务的优先位置,迅速出台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汉字应用标准,对当时的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后的《通用汉字印刷字形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等,也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适时推出的重要汉字标准,及时回应了不同时期汉字应用领域的相关诉求,解决了汉字应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回顾新中国70年来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历程,在汉字应用的一些重点领域曾相继出现诸多热点问题,有些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热门话题。适时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回顾和重新思考,从中获取对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借鉴和启示,是十分必要的。国家语委(1994)发布的《关于社会用字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社会用字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示意性文字。其范围大致包括计算机用字、出版印刷用字、影视屏幕用字和城镇街头用字四个方面。”其中出版印刷用字是重中之重,因此,有必要从出版印刷领域的视角对几大热点问题进行讨论。 一、通用印刷汉字字形优化问题 我国通用印刷汉字字形标准的研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汉字印刷字形没有明确的标准,出版印刷领域的字形选用十分混乱。1962年,为了统一铅字字形,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成立汉字字形整理组,对通用范围内的汉字铅字字形进行整理,确定了6196个印刷通用字宋体字的笔画数目、笔画形状、结构方式和笔顺,形成了我国第一个汉字字形标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以下简称《印通表》),于1965年附于《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之后向社会发布。“《字形表》从现代汉字角度出发整理一些汉字的形体结构……采取了向前看的现实主义态度。它所公布的标准字形多数接近手写字体。”(陈天泉,1984)人们习惯上称《印通表》所采用的字形为新字形,相应的旧印刷体字形就成了“旧字形”。也有学者不赞同“新旧字形”的说法,认为“新旧字形这个称谓只是一种习惯说法,严格推究起来,这个说法并不科学。有必要作一番‘正名’。因为有的新字形比旧字形出现得还早,有的旧字形出现的时间反倒比新字形要晚”(林仲湘、李义琳,2008)。也就是说,所谓的新字形,并不都是新造出来的字形,多数是从历史字形中优选出来的。 新字形在选择标准上优先考虑了笔画简单、书写方便、结构明晰、系统性强等方面的因素,因而深受印刷行业和学术界的欢迎,不仅对当时铅字字形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其字形为后来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所承袭,对信息时代电脑字库的制作也起到了很大的规范作用。应该说,在铅字印刷时代,《印通表》基本上满足了制作字模的需求。但是,随着现代汉语层面用字量的逐渐扩大,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对现代汉字提出的新需求,《印通表》的一些隐性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印通表》只是提供了一批印刷宋体字的标准字形,并没有提供详细的字形整理细则,人们只能从其字形选择的结果来倒推其中的原则。而《印通表》中的汉字数量只有6196个,承袭其字形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目前也只有7000个汉字,对于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简体汉字,我们能否类推?按照什么样的字形原则类推?是有限类推还是无限类推?这些都是很难把握的问题。费锦昌(1983)曾从《印通表》中提取出一些整理字形的基本原则,如:尽量选择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字形结构和笔势都要尽可能服从横写的要求;宋体在笔画结构上要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拘泥于文字学的传统,而是从现代汉字书写和阅读的实际需要出发等。他还列举了字形选择和修改的一些细则,如:左右结构优先于上下结构,部分左右结构的包孕字改为左右结构的非包孕字,改变部分不便于横写的笔画,把部分折笔改为直笔,尽量减少可有可无的笔画,精简部件的数量等。但这些原则并不能覆盖《印通表》的全部字形,更无法满足表外字的需要。一些学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旧字形所指范围不明,对照时无明确依凭”“究竟有哪些是与新字形相应的旧字形?从何处可以一一查到?它们与繁体字和异体字是怎样一种关系?一般人很难准确回答。原因在于国家从未正式公布过一个完整的新旧字形对照表,一些被认定的旧字形还与繁体字和异体字之间存在着某些纠葛,新旧字形的概念本身也比较模糊”(程荣,2004)。鉴于此,不少学者建议尽快研制比较全面的新旧字形对照表。 另一方面,《印通表》所收新字形本身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字形的内部原则存在不统一现象。例如,“辱”是上下结构,但与之部件组合关系相似的“唇”和“蜃”却是半包围结构,而且当“辱”充当“蓐、薅、褥、缛”等字的部件时,也都是半包围结构。再如“瞥、憋、弊、鳖、蹩”5字都是以“敝”为声符的字,而且都是上下结构,声符“敝”都是上部件,但“瞥、弊、憋”的第四笔带钩,而“鳖、蹩”的第四笔却不带钩。像这样的规则不统一现象,很有可能是由于铅字制作时的疏忽造成的,而不是当时字形整理组有意如此。这些现象在铅字时代不太容易觉察,但在进入“电脑时代”后,工业标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对汉字标准化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致,这就使得上述不规范现象逐渐“暴露”出来。对于这些规则不统一的字形,电脑字库制作时无法回避,教师讲授汉字时无法解释,学生学习汉字时无法把握,给人们日常应用带来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信息时代社会用字量越来越大,规则的不统一会让表外字的定形无所适从。如《印通表》只收了一个以“
”为声符的“毂”字,其中声旁“
”左下的一横笔被省去了,而GB13000.1字符集还收了同类结构的“彀、穀、穀、觳、縠、穀”等字,这些字形应该怎样处理呢?再如,GB13000.1字符集在《印通表》外增收了“嫳、幣、彆、撆、斃、瞥、獘、蟞、鄨、鐅、鱉、鷩、鼈、鼈”等14个“敝”作上部件的字,第四笔均去钩变形,而“弊、憋、瞥”3字仍然保持带钩的形体,特别是其中的“瞥、瞥”二字如此相似却规则不同,确实难以让人理解和接受。对于这些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起码在现代通用字的范围内,规则应该是统一的。应该“利用研制《规范汉字表》的机会做一点调整,把不统一的地方统一起来,以提高新字形的规范化程度。这种调整极其细微,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苏培成,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