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和热点领域之一。近年来，语言景观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相互融通，呈现出交叉学科的发展态势。语言景观研究有定期召开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有专业学术期刊《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近年来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述和论文。本文在对语言景观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①述评语言景观研究的主要路径、方法和理论进展。 一、研究路径 语言景观的研究路径与语言景观的定义、负载功能和研究议题密不可分。语言景观被引用最多，也是最经典的定义是Landry & Bourhis（1997：25）提出的：“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围绕上述定义，一般认为语言景观负载两个功能，一个是信息功能，另一个是象征功能。信息功能主要指观察和分析语言场景、言语社区的边界，以及某一特定领域下面对面互动中的语言使用；象征功能主要指语言景观承载一些元语言功能，反映一定族群语言群体的相关权力和地位（Lou 2016）。这两种功能都能通过指代秩序（orders of indexicality）来解释，即语言景观一方面指示族群语言群体及其边界，另一方面指示这一群体的相关权力和社会地位。此外，语言景观还和一些隐性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过程相联系，如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层级和社会过程中的全球化等（Silverstein 2003；Lou 2016）。语言景观还和语言政策联系密切，Shohamy（2006）认为语言景观是公共空间中的一种机制，而公共空间是一种能够以隐性的方式影响、操控并强制推行语言政策的机制。从手段和目标上看，语言政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而语言景观既可以反映显性的语言政策，又可以通过分析语言事实，揭示其背后隐性的语言政策（Vickers et al.2015）。换言之，语言景观的显性研究议题包括语言冲突、全球化、多语制、语言生态、语言经济、话语表征、濒危语言等，隐性研究议题包括认同、权力和意识形态等。 （一）研究背景 语言景观研究发源于社会语言学，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逐渐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尤其关注多语社会中的语言景观。一般来说，语言景观研究路径主要指研究的主题和视角，研究主题主要指宏观方面，研究视角多指微观方面。例如，Purschke（2017）将语言景观的研究主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动态（如社会移动、超多样性、移民等）、符号结构（如标牌、地点、人工制品、机构等的符号）、意识形态框架（包括语言政策、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态度等）、文化体验（包括多模态感知、身体修饰和行动方式等）、电子转换（包括社会媒体、在线空间等）。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更关注于具体的研究视角，认为传统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多语制，这是语言景观研究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该主题关注官方语言景观和非官方语言景观的比较研究。官方语言景观包括马路标识、街道名称等，非官方标识包括商店标识、广告、涂鸦等。官方标识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而非官方标识是自下而上的（Ben-Rafael et al.2006）。官方标识的指代秩序表现为官方权力大于语言使用；非官方标识并不显示权威性，但由于不同的目的而呈现出多样性（Gorter 2006；Backhaus 2006；Lou 2016）。该研究路径的核心问题包括：什么因素导致多语制的出现？语言景观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哪些功能？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操纵这些语言景观的？多语景观会产生哪些情感要素？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主要通过图片和文本的量化分析来关注语言主导和语言政策中涉及的问题，揭示语言和权力在人们生活的景观中是如何再现的。后来这类研究又拓展到语言景观中的符号意义，如Laihonen（2016）从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探讨了斯洛伐克两个村庄的匈牙利裔私人领域的语言景观问题，通过“小心狗”（beware of the dog）的标牌个案分析，揭示了在多语语境下私人领域的语言景观是如何反映意识形态的。 二是英语作为一种全球语言与地方语言多样性的关系，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观点。英语的使用既与语言竞争、语言冲突、语言传播、语言活力等显性话题密切相关，又与权力、认同、意识形态等隐性问题紧密相连，英语在语言景观中的分布、地位和功能始终是语言景观研究的热点之一。《今日英语》期刊会不定期刊出语言景观与英语使用的文章，如Yuan（2018）分析了中国城市里英语翻译中的认同沟通问题。 三是语言景观的认同研究。认同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语言景观的视角下，研究者主要关注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在城市空间中是如何展现和竞争的。认同可以从国家、集体、机构、个人等不同维度来解读，且这些认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涉及文化、历史、政治等不同因素。由于每一个社会参与者都不止有一种认同，因此在语言景观中考察不同认同，以及认同之间是如何相互互动和冲突的，成为理解语言景观中语言角色的重要聚焦点（Blackwood et al.2016）。认同和冲突可以在语言景观的符号实践中再现，折射出语言政策制定的能动性特征。Blackwood et al.（2016）编写了《语言景观中协商和竞争的认同》，该论文集从5个方面对语言景观中的认同进行了研究：一是语言景观中认同构建的政治和经济维度，二是语言景观中的认同保护和竞争，三是协商中的区域和国家认同，四是协商中的集体认同，五是比较视角下的认同构建。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视角的研究进展。如Hult（2009）从语言生态的角度分析了瑞典城市语言多样性问题。Blommaert（2013）探讨了民族志、超多样性和语言景观的关系，特别是从语言景观的视角切入标识、话语和语言民族志的关系，通过民族志的方法探讨符号景观背后意义建构的复杂性和超多样性，这种建构过程是动态的，可以通过“有序指代”（ordered indexicalities）和“层级同时”（layered simultaneity）的概念来解释。有序指代指多中心体系中的某些中心明显占据某一特定级别，并成为规范性的中心；层级同时指交际中具有不同历史性、进而具有不同指代容量（indexical loads）的资源被利用的情况，每一个交际共时行为都承载着历史指代性（Blommaert 2013）。复杂性可以视为社会语言学超多样性的实证特征。Gorter et al.（2012）分析了语言景观中的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传统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主要局限于语言维持、语言转用、语言濒危、语言活力等问题，而语言景观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因为公共空间领域少数民族语言的可见性经常被忽略，语言景观视角研究有助于理解少数民族语言情景的动态性问题。Vickers et al.（2015）分析了安全标牌的语言景观，聚焦于标牌上的书面语与现行语言政策的关系，具体分析了低产、中产和高产3个阶层居住区在标牌文字使用上的不同，认为这些不同源自于社会的不平等。Rubdy et al.（2015）编写的论文集中讨论了语言景观中的冲突、排外和异议问题，将语言景观作为一种竞争舞台，从话语分析、民族志、人口统计学、社会符号学、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等多视角，研究了语言景观中的冲突与排外、异议与保护等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