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G112 【文献标识码】A 主持人语：本栏目两篇文章在研究对象上各有异趣，但它们都同时聚焦网络技术形塑大众日常并构成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审视技术的问题。这并非新的分析，但两文并不“执迷”理论概念和宏观层面的讨论，而是怀抱质朴的心态回归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去追寻答案。在对一个白族村落深入调查后，杨星星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和新技术将村民置于一种技术性秩序中，传统村落也可能形成一个线上的新型社区，文章还试图对社会学传统议题给予回应。赵呈晨拾起网络语言的老话题，却赋予它新的阐释。她关注网络语言的日常实践，认为网络语言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而存在，而是嵌入到具体的社会系统之中。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嵌入”的视角。一个传统村落中微信社区的建构，是嵌入到现实乡土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中的过程，呈现出网络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复杂纽结的关系。网络语言的使用，是人们将网络化生存镶嵌进生活空间、社会关系网络和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过程。这些深度观察和思考，对于探讨网络和社会变迁、文化表达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价值。 主持人：孙信茹 一、问题的引入 “我娃娃要在昆明开个剑川火锅店，到时候开业喊起群里在昆明打工的朋友还有你们一起来耍!我再把三弦拿上，剑川人聚在一起必须要弹三弦，我们喝喝酒、吹吹牛、唱唱调子热闹一下子!也请你们在朋友圈里面给我们宣传一下!”当调研团队离开白族石龙村的时候，村民李根繁与我们这样道别。他所说的“群”指的是外出打工和上学的村民组建的“石龙闯天涯”微信群。 石龙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倚靠当地著名的石宝山风景名胜区，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只有一条村级柏油路与外界连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当地为白族聚居村落，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白族传统文化，因此，这个村落成为当地民族和民俗文化示范村。在世人眼里，这里俨然一个古老村寨，如同费孝通笔下那个人土气，地土气，文化也是土气的乡土社会(费孝通，2012：9-12)。 自2011年开始，研究者在该村落展开田野调查，几年间多次往返石龙村，累计在村调查的时间超过了6个月，较为深入地观察了网络和新技术在村落发展的历史脉络。2019年1-2月，研究团队共10人对田野点展开为期1个月的调查，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村民的新媒体使用，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运用展开田野调查。累计访谈人数达到100人，其中深度访谈50人。 研究者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村民们被卷入到了一个互联网的新世界，手机为人们提供着畅快的联络和沟通，微信将人们的生活不断搬进网络的空间，村里小卖部门口挂着的Wi-Fi密码无时不刻在提醒人们，网络已经成为这个地方的“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深入到村民们的手机和微信生活中进行观察时，会发现村民们在微信空间中架设起不同的群体结构，组建不同的群体类型，连接了多种类型的群体关系。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石龙村民在微信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群体聚合方式，构筑出一个交织着复杂关系的线上空间。 石龙村这个线上空间，和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虚拟空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实有社区的基础上，有着来自现实可触的社区空间，村民们在其间所展开的活动既是对现实社区和空间的“移植”和“延伸”，但同时又创造出了一个和现实空间截然不同的新型社区。伴随这个线上社区的形成，村民们在当中聚集、互动，展开新的社会交往和活动。如果将这个线上社区称为“微信社区”?这个社区如何构成?它与现实社区的关系如何? “社区”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其理论来源和内涵阐释较为丰富和复杂。该领域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学者滕尼斯，他把社区定义为地域范围较小的、其居民具有较紧密的相互关系的、传统性较强的地方性社会，把社会定义为大规模的、关系较松散的、现代性较强的社会(黎熙元、童晓频、蒋廉雄，2006：4)。社区或共同体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滕尼斯，1999：62)。到了涂尔干，他提出共同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紧密的社会约束力、对社会机构的依附和参与、仪式庆典、小规模人口、相似的外表特征、生活方式及历史经验，相同的道德信仰、道德秩序等(陈美萍，2009)。此后，还有学者提出社区不仅仅是具有地域性的社会群体，还是一种社会网络。甚至美国社会学家韦尔曼更是提出了研究社区的新的视角——将个人社会网络当作社区(陈福平、黎熙元，2008)。Hillery在收集了94种社区定义后，提出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地域(area)、共同的联结(common ties)是社区的本质(刘江，2016)。从不同时期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社区的概念和研究范畴不断得到延伸和拓展，如果说传统社区研究中对地域、社会群体、共享的情感和文化等要素较为强调，那么，随着研究者的探索，社区研究逐渐转变到社会网络、关系连接等问题的讨论上。在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加剧、传统社区边界被打破，新的社区开始不断涌现的当下中国，不少学者对社区转型和人们新的联结方式产生研究兴趣，开始关注媒介在社区凝聚和传播中发挥的作用。有学者开始探讨新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特定社群的社会生活，并提出社区是考察传播行为中制度与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互为作用的理想场域(丁未，201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