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澳門學的幾點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錢乘旦,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就“澳門學”問题說幾點看法,以參與關於“澳門學”的討論。本文主要觀點是:1)澳門可以成為一門“學”,理由是澳門有其特殊之處,有成為“學”的社會文化基礎;澳門之特殊並非如每個城市那樣各有其特殊性,而是足以讓它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領域。2)澳門學的學科邊界是跨學科的,應該參與和可以參與的學科很多,只有做跨學科的研究,澳門學才能充分展現其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3)建設澳門學,首先要做好人才建設,其一是把現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其二是培養新生力量、形成梯隊——尤以後者更重要。4)開展澳門研究,需要重视澳門視角,站在澳門看澳門,才能表現一個更加真實的澳門,為國家和澳門的發展提供諮詢。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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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7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0)04-0025-07

       一段時間以來,關於“澳門學”的討論一直在進行,尤其在澳門本地以及華南地區,學者們就澳門能不能成為一個“學”,如果能、如何界定及研究這個“學”等諸多問題,發表了各種見解。這些討論雖不能說如火如荼,但始終在持續,並且引起一定的關注。贊成者主張澳門應該成為一個“學”,確實值得下工夫研究;反對者認為澳門這個地方太小,怎麼也成不了一個“學”。贊成與反對各執一詞,使問題的討論難以深化,而“澳門學”也基本上處於討論的階段。應學界朋友的邀請,我對此問題談一些看法,算是介入這個討論,起一點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澳門之所以成為“學”

       首先來談談“學”。在中國人的腦子裡,“學”是一個很高尚的東西,比如“儒學”、“佛學”、“西學”、“中學”等;其高大如此,正如“家”在中國人腦子裡無比高大,如“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之類。不過這是由語言造成的思維模式,在西文中,這種模式是不存在的,比如英文中對應各種“學”的詞匯:Confucianism、Buddhism、Western Learning、Chinese Learning,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境;對應各種“家”的詞匯:scientists、writers、philosophers、thinkers等,直接翻譯過來,只是“做科學的人”、“寫文章的人”、“搞哲學的人”、“思考的人”而已。單獨一個“學”在西文裡也沒有那麼神秘、高不可攀;“學”就是learning或者study,直譯就是“學習”和“研究”。

       因此,如果真有“澳門學”存在,那只是“關於澳門的學習”或“關於澳門的研究”。澳門是不是需要學習、需要研究呢?當然是需要的,答案是肯定的。

       但如此一說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學習”和“研究”是普天下之事,比如上海是不是要學習、北京是不是要研究?如果要,那就有“上海學”、“北京學”、“安徽學”、“廣東學”等等,甚至“番禺學”、“金灣學”之類。近若干年來確實有將“學”擴大的趨勢,許多地方都想建立自己的“學”;正因為如此,反對“澳門學”便更有理由了:不能為任何地方都立一個“學”。

       澳門之可以成為“學”,是因為它之與眾不同。迄今為止,所有被立為“學”的地方,都有其特殊之處,正因為它們特殊,才讓人感到有特別的興趣,因而需要做特殊的研究,由此慢慢凝聚視角,終究成為“學”,如“敦煌學”、“徽學”、“吐魯番學”之類。然而僅有特殊尚不足以構成“學”,必須是非常特殊,其特殊是其他地方極少甚至完全沒有的,而這些特點確實蕴藏着深刻的內涵,很值得發掘。那麼澳門這個彈丸之地,是否具備這樣的特殊性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澳門的歷史很特殊。葡萄牙人進住之前,這裡只是荒野之地,與粵東南多數沿海地區一樣,並不甚值得人們關注。葡人進入澳門,除了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意義,即西方殖民者在中國佔據了第一塊飛地之外,它還具有世界意義,即它把葡萄牙人開闢的海上貿易大通道,和自古就有的東亞陸路商業網絡連接起來了,中國內陸的商品通過澳門落入葡萄牙人之手,由他們送往歐洲市場。這些商品到達歐洲後,又對歐洲產生影響,推動了歐洲的社會經濟轉型——這些就是大航海時期澳門的世界歷史意義。因此,這段歷史是如何發生、如何發展的,機制如何、運作如何等等,就很值得做學術研究。大航海是國際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熱門領域之一,但澳門的作用和地位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未受足夠的重視,這和中國學術界長期未介入甚至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有關。在澳門研究中,這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在“全球史”盛行的今天,人們應該認識到澳門的歷史是世界的歷史,它是與世界的近代轉型連接在一起的。

       葡萄牙佔據澳門四百多年,但澳門卻很難用“殖民地”一詞來定位。在葡人佔據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政府一直對澳門行使主權,葡人則僅擁有治權,這種情形在一般殖民地是不大看見的。那麽這種“共治”形態是怎麽運作的,如何能夠存在,機制又如何?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在世界殖民歷史中,這個現象很特別,可以做深入研究,牽涉到世界殖民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實踐。人們可以探討這些問題:比如當時的葡萄牙人如何看待澳門,他們對澳門的期待與定位是什麼;中國政府又如何看待葡人的進住,它如何理解葡人管制以及為什麼允許葡人存在等等。

       其次,澳門的文化很特殊,既非香港那種強勢殖民文化侵襲,又非完全的傳統文化延續,它體現了中西文化的有機融合,在人們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中既保留濃厚的中華文明特徵,又帶有明顯的外來文明因素。在澳門,不同文明間沒有出現過嚴重對抗的情況,相反是一種共存共在。中西文明共存現象在澳門十分明顯,這是在多數殖民地很難看到的。關於這個現象,學者們早就有所發現並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多數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尚未進行理論梳理。為什麽在澳門出現這個現象,而在離它一岸之隔的香港則是完全的殖民化?這個問題,對全球的殖民理論研究以及對中國當下的現實需要,都具有重要意義。

       從文化學角度看,不同文化在什麼情況下對抗、在什麽情況下融合、在什麽情況下彼此隔離井水不犯河水,等等,其實是很有意思的話題,對此,澳門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在澳門生活的人,都能感覺到文化共存現象的存在;澳門回歸後,這種現象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彰顯。澳門的文化環境是包容的,現在的澳門允許多種文化存在,因此人們在澳門生活,彼此相融,和睦相處,對不同文化全然沒有另眼相待、異樣視之的感覺,所以澳門顯得平和、中道——那麼,是什麽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呢?這又是個深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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