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175(2020)02-0001-10 台湾当局介入历史教科书编写之后，台湾中学历史课程的设置便一步步地推进“去中国化”。这一过程是从李登辉当权开始的。1997年，台湾当局编出《认识台湾(历史篇)》(以下有些地方简称《认识台湾》)系列教材，其特点是在不脱离中国史范畴的前提下，开始“去中国化”，台湾史首次出现在一个单独的单元之中。陈水扁上台之后，在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指导下，制定了“95暂纲”，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开，历史教科书划分为台湾史、中国史与世界史三条平行线，且在台湾史中清代的历史被完全忽视。后来又修订成“98课纲”，台湾史完全脱离中国的框架；中国史分成两个部分，即1945年以前归中国史、1945年以后归台湾史。实际上，这时已经把台湾史看成“本国史”，而把中国史看成“外国史”。2004年陈水扁明确指出：“台湾‘本国史地’不包含中国和蒙古。”马英九上台后制定了“101课纲”，但其主要内容与“98课纲”相似。后来台湾当局又进行所谓“课纲微调”，课程设置没有改变，在某些内容上原想“拨乱反正”，但在民进党的反对下，无法付诸实行。蔡英文上台后，台湾史单设一册，而中国史则纳入东亚史中，中国史成为“外国史”，台湾史成为“本国史”。从此，在台湾的教科书中，中国史已经消失了。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本文着重讨论台湾当局在台湾史教科书方面的“去中国化”进程，考察民族叙事的演变实质，及其对台湾社会认同的影响。 一、李登辉当权时期：“去中国化”的开始 “台独”学者认为，《认识台湾(历史篇)》的出现，使台湾史课程正式走入一个“新的纪元”，“台独”观点可以明白地出现在教科书了。该书在撰写过程中，出现了“中国的台湾”抑或“台湾的台湾”的争议，结果“台湾的台湾”阵营取得胜利，进而作出了如下的定调：(一)认为“台湾历史可分为史前时代、国际竞争时期、郑氏治台时期、清领时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中华民国在台湾等不同的时代。”该书除了“中华民国在台湾”以外，没有出现“中国”的字样，而且不提“中国人”(只提“汉人”)，不提“中华民族”。(二)提出“台湾历史的特色”包括多元文化、对外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兴盛、冒险奋斗精神。所谓多元文化，就是把“汉人文化”与荷西文化、日本文化、欧美文化并列，从而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占有的主导地位；所谓对外关系密切(或称“国际性”)、对外贸易兴盛，就是强调台湾与外国的关系、淡化台湾与大陆的密切关系；所谓冒险奋斗精神，指的是“汉人”冒险来台与“原往民”共同开创“新天地”。(三)认为“台湾原住民各族群属于南岛语系的民族”，以此说明“原住民族”与中国大陆没有关系。(四)认为荷兰人“在明朝的默许下转往当时非明朝版图的大员”，以表明当时台湾不是中国领土。(五)认为郑成功“进取台湾”，“建立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承王位。“中央政府增设职官，健全组织”。该书不讲郑成功“收复”台湾，并表明郑氏是“独立政权”、“台湾不属于中国”。(六)认为“清廷对原住民的统治采放任政策，只有在原住民起来反抗时，清廷才以武力镇压”；汉人“巧取强夺原住民土地的情形也常发生”。其强调“原住民”受到清政府和汉人的欺压。(七)提出“公元十九世纪中叶，列强觊觎台湾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利益，强迫清廷开放台湾港口，台湾商业更为兴盛”。其不讲外国势力侵略中国以及“五口通商”等历史背景，只讲台湾的地位，以此来强调台湾所谓“国际贸易兴盛”的“特色”。(八)提出“甲午战后，日本取得台湾”，不讲日本“侵占台湾”，不提全国官民反对割让台湾。(九)认为“台湾成为世界的糖业王国之一”“台湾转型为半农业半工业社会”“日语反而成为台人吸收现代知识的主要工具，促进台湾社会的现代化”“留日学生共达二十万人”“留学教育大为弥补台湾高等教育的不足”；日本统治时期的“社会变迁”：人口的激增、放足断发的普遍、守时观念的养成、守法观念的建立、现代卫生观念的建立。如此等等，一再颂扬日本殖民统治的“功绩”。(十)提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社会运动”包括要求政治改革、启迪民智、改善农工待遇，但写得十分简略，根本不提台湾人民抗日的民族意识及其与大陆的密切关系。 总之，《认识台湾》的“去中国化”观点主要表现在：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淡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宣扬日本殖民统治的“功绩”。 尽管《认识台湾》是在公权力主导下编写的教科书，受到台湾当局的“政治干预”，但由于撰写者多为学者，因而保留了“尊重史实”的一面。[1]例如，荷兰人占领台湾时期，“其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大陆、日本和东南亚”；郑氏推展的文教工作“为汉人文化在台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代前期“台湾在文教方面已有迅速的发展”；清代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最为兴盛”；清代前期“台湾在文教方面已有迅速的发展”；“台湾开港通商后，不仅与中国大陆的贸易依然兴盛，且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关系愈来愈繁盛”；肯定“沈葆桢的建树”“丁日昌的兴革措施”“刘铭传的积极建设”“台湾已经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行省”；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受降典礼和庆祝台湾光复大会，台湾正式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而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并订这一天为‘台湾光复节’”；等等。 该书与20世纪80年代所谓“民族历史书写”相比，同样是否定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核心地位，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颂扬日本殖民统治的“功绩”，而且还制造了所谓“糖业王国”和“社会变迁”的神话，等等。不过该书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不再提“外来政权”“海洋国家”“台湾和大陆处在不同的经济圈和政治圈内”“台湾民族”“台湾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等等。 二、陈水扁当权时期：极力抹杀台湾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在陈水扁当权时，台湾当局制定了“95暂纲”和“98课纲”。在其主导下编写的台湾历史教科书，在民族叙事方面的主要变化有以下几方面：(一)在历史分期方面，提出“早期台湾”“清代统治”“日本统治”，并把《认识台湾》所提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改为“战后台湾”。这样，在台湾历史分期中，其完全删除了与中国有关的字样，把台湾史与中国史完全分离开来。(二)台湾历史的特色改为：移民的新天地、政权更迭频繁、海洋性格显著、多元的文化内涵；仍然强调“多元文化”，把“原住民”文化、日本文化、欧美文化和中国文化并列，并强调“海洋性格”和“有别于中国农业体系保守的性格”。[2]6(三)认为“在汉人与荷兰人、西班牙人来台之前，台湾历史舞台的主角是南岛语系原住民族群”[2]16“台湾自古以来属于原住民”。(四)“荷西治台”方面，认为“荷兰是第一个统治台湾的近代国家，在荷兰统治时代，台湾也第一次被纳入世界经贸体系。”[3]15(五)“郑氏统治时期”方面，叙述为“郑氏王朝”“郑经称‘建国东宁’，‘别立乾坤’，俨然是独立的王国”。[3]20(六)“日本统治时期”方面，宣扬日本殖民统治帮助了台湾现代化建设。把1935年举行的选举说成是“将自治、普选、参政权等民主政治基本观念普及于社会”；说慰安妇“除了风尘女子外，也有自愿到海外去从事慰安的妇女”；说通过近代法院、审判制度的建立，仍促进了台湾司法运作的“近代化”。[3]68(七)值得重视的是有的教科书全面宣扬日本殖民统治对推进台湾“近代化”的“功绩”，比如“日本本土在推动大规模近代化社会革新的同时，台湾受到这股主流思潮的影响，也跟着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革新。对台湾民众而言，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五十年，在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等各个层面上，接触到前所未有的新体验，也就是‘近代化’的经验。这个经验部分反映在台湾民众对‘清洁’与‘识字’这两件事的认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建构一个近代文明社会所应具有的基本要件。当台湾民众开始体验一个近代文明‘空间’的同时，社会民智也随着提升。由于近代化的先后与程度有所差异，台湾民众逐渐与他们在中国的远亲，无论是生活习惯或行为模式，在近代文化的认知上有了分歧。日治时代的历史，造就出今天台湾社会硕果仅存的‘日语世代’阿公、阿嬷，他们的青春岁月，也是形塑现代台湾社会风貌的一股重要源流。”[4]另外，强调日本文化、西方文化对台湾的影响，比如认为“随着日本统治的发展，台湾一方面被殖民，一方面也引进西方文化，加速近代化”[3]63“日治时期透过近代教育体制及海外留学的途径，逐渐出现接触近代文化的现代知识精英”。[3]79当年主持这项工作的杜正胜更明白地指出：“清帝国改造台湾成为一个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却因为200多年后日本的殖民，台湾人又被迫接受另外一种的国家认同、另外一种语言和另外一种文化。日本统治台湾50年，当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后，当了50年‘日本人’的台湾人，已经某种程度地日本化。不但不同于祖父那一辈的清国人，也与当代的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或认同截然有别。他们以日语交谈、书写，也透过日文书刊了解世界文化吸取新知识。”[5]这明确指出通过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的文化已经和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了。他们依据“详今略古”的原则，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写得十分详尽，戴宝村坦承“有某版本教科书，将十九任日本治台总督的名录、任期及照片都详细列表。2005年本人赴日参访，与日本编印教科书的人士提及此事，连他们都甚感惊讶。”[6]“皇民化”的立场，也的确令人“甚感惊讶”。(八)主张“中华民国接收台湾的依据与争议，应该说明过去所谓‘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之实质效力的检讨、联军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的意义”“旧金山和约(含条约对领土处分的效力)、‘中日和约’及失去联合国‘中国’代表权”。杜正胜表示：“开罗宣言只是新闻公报，和旧金山和约比较，法律位阶高下已很清楚，当然是签署法律(旧金山和约)高于一切”。[7]显然，这是要否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否定当年台湾主权已经归还中国的事实；不提“光复台湾”，企图引向“台湾地位未定论”，走向“台独”分裂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