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0)04-0047-10 所谓“去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去除行政单位、驻外机构、文教单位、教科书等领域与“中国”有关的称谓、名称、符号、标志、内容等，其目的是从根源上割断两岸的历史文化联结，培育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进而在政治上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作为一种文化政策，“去中国化”肇始于李登辉时期，陈水扁、蔡英文延续了这一政策。不过，台湾当局所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蔡英文所推行的“去中国化”政策相较于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就发生了变化，呈现于愈演愈烈的趋势。 现有关于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对陈水扁时期、蔡英文时期的“去中国化”现象或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进行探讨。谢郁等人认为陈水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政策，其实质是陈水扁当局“渐进式台独”的重要步骤，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大障碍。①罗德明(Lowell Ditter)②、朱云汉③与王维正④等人也指出陈水扁当局通过修改教科书、课程改革、“国有企业”更名、新街道与公园的命名等活动进行有意识地“去中国化”活动，以去除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认同。不同于聚焦于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做法的研究，赵洪对陈水扁当局推行“去中国化”的缘起、依据、实践以及影响与未来走势进行了系统探讨。⑤刘匡宇则指出蔡英文上台以来推行“去中国化”的做法实质是“文化台独”，并分析了其具体表现、特殊危害。⑥张必瑜主张民进党推行“台湾化”的文化政策的目的就是“去中国化”，以减少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化与政治所有权的要求。她还提出民进党的文化建构有三个独特趋势：重视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台湾主体性”的理论化、把台湾标榜为文化产品。⑦二是聚某一面向的“去中国化”现象，如陈孔立从文化的整体性视角将“去中国化”的理论总结为四个要点，并从“台湾教学与通用拼音”、“《认识台湾》教科书”等八个具体事例对“去中国化”动向进行了分析；⑧李理从历史教科书的角度提出李、扁上台后有步骤地将“去中国化”导入历史教育，在1994年、2002年、2004年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动。⑨亦有学者从法学教育⑩、民间信仰(11)等方面探讨了台湾地区的“去中国化”现象。 既有研究虽然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评论性的，就台湾地区“去中国化”政策形成与变迁的内在机理方面而言，仍缺乏学理性的探讨。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框架，能够为分析“去中国化”政策变迁提供启示。鉴于“去中国化”的危害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失，本研究旨在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去中国化”政策形成的原因、历史变迁及其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剖析。 一、“去中国化”政策形成的原因 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兴起。1992年，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单独的名称首次出现在斯温·斯泰默(Sven Steinmo)、凯瑟林·西伦(Kathleen Thelen)所著的《建构政治学：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中。历史制度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引入了历史维度的分析视角，重点分析了制度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环境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彼得·豪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将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第三，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第四，尤其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进行研究。(12) 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在现实的制度产生和变迁活动中，我们并不能假定一个制度真空的存在，事实上现实之中的任何一种制度产生之时就已有先在的制度存在”。(13)“去中国化”并非毫无依据就产生的，而是由“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当局强力推行“中国化”、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政策变迁而来的。发生这种政策变迁的动因或者说“去中国化”政策产生的原因则须在历史进程中去探寻，因为“制度本身也是特定历史进程的遗产”。(14)而在制度的生成方面，历史制度主义致力于研究某一历史环境下旧制度对新制度的影响，并强调旧制度体系中相关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和冲突。(15)换句话说，历史制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秉持着“结构—行动者”的二元化理论，既强调制度与结构性因素对行动者的制约作用，又承认行动者选择及其互动关系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其制度生成理论主要涉及环境、制度与行动者三个方面。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本研究认为“去中国化”政策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素，同时，它们之间是一种时间序列的关系。 首先，在环境因素方面，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当局强制推行的“中国化”、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政策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功能性需求。宏观环境是制度变革的诱因，也是制度变迁的深层结构，宏观环境的变化提供了制度变革的需求。“去中国化”政策的形成也存在环境诱因，而引起它产生的外部环境因素便是国民党当局在“威权统治”时期强力推行“中国化”、压制台湾本土文化的举措。台湾甫一光复，国民党当局便企图迅速实现台湾的“中国化”。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1946年全省中学校校长会议中就指出：“台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一般人民都习于日本的思想及性格，政府目前最要紧的任务，即为推行心理建设，使台胞首先完全中国化，成为地道的中国人，使台胞尽速谅解国语国文，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及法令规章”。(16)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虽不再提“中国化”，但实质上则是更强力推行“中国化”。“中国化”可以说是两蒋时期国民党当局统治台湾的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化”突出表现在推行“国语”、认同中华文化、树立国民党正统地位、灌输“反共复国”的意识等方面。其实质是通过构建“中国民族主义”来对“本省人”进行“中华民国”的“国民化”塑造。(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