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4-0041-08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立党立国的基本原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致力于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此学界多有论述。然而论者较少注意到与此同时毛泽东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通过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来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体性。从学术上梳理毛泽东的这一工作，揭示其深层意义，无论对于毛泽东研究还是当前的文化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 一、“以西为师”“以苏为师”与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地理大发现以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破了各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①。在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加速发展，必须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就如列宁所说的，“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②。然而对于新中国来说，学习外国文化不仅面临着中外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且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现代化程度的巨大差距。如何既充分学习外国文化又保持本国文化的主体性，在学习外国与独立自主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张力，是毛泽东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面临的复杂问题。 事实上，在近代以来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各种方案中，一直存在学习外国文化与保持本国文化主体性的矛盾。自晚清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开眼看世界”起，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对西方的学习不仅领域越来越广，而且实现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层层递进。面对轰轰烈烈的“以西为师”潮流，作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千年未有的文化主体性危机。大体上，在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对于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有过三次有影响力的主张，一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是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主张的“东方文化主义”，一是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派的相关主张，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是不成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失误在于以中西分体用，在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或主导地位”③，在这种体用二分的僵化思维下，西方的科学理论即使再先进也只不过是“用”，靠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之“体”去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无异于天方夜谭。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纷纷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针对所谓的“东方文化主义”，瞿秋白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文化本无东西之别”④。而在张闻天看来，中国本位文化派不过是“以中国的陈旧的、保守的、落后的思想，反对外国先进的、革命的思想”⑤，与“中体西用”并无本质区别。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回应了中国文化界的保守思潮，强调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⑥。在中国共产党人这里，机械照搬西方文化不可取也不可能，妄图通过维护腐朽的封建专制文化来拯救中国文化主体性则是自欺欺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构建文化主体性的第四种方案，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一种方案。当然，对这一方案的认识及其实践，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与西化派的“以西为师”不同，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提出的就是“以苏为师”，即通过学习苏联文化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然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验不足，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文化工作方面，都出现照搬苏联经验的问题，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维“进入了成熟阶段”⑧。这种“成熟”不仅表现在中共历经巨大挫折后，终于认识到盲目“以苏为师”的革命方案不可取，更表现在理论建设上有了明确的主体性意识。这也影响到当时的文化艺术工作，“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也成为革命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导向。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对于中国文化主体性有了较深刻的认识，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进一步强化这种文化主体性意识，并将它从党内扩展到整个国家，又面临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应对“以西为师”和“以苏为师”的问题。鉴于“以西为师”的观念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⑨，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种影响的消极面进行清算。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三视教育”⑩，其中的“鄙视”美帝国主义就包括要深刻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文化的“腐化堕落”(11)。在接下来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批判者针对胡适主张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观点，指责其“轻视和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民性内容，“拜倒于帝国主义文化的涂满污秽的旗帜下”(12)。尽管毛泽东批评这场运动到后来全部抹杀了胡适的贡献，“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13)，但这场运动对于消除当时知识分子心底里“崇美”“崇西”的思想倾向，应当说是必要的。 在批判“以西为师”的同时，“以苏为师”再次成为热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无经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自然成为潮流。1950年初结束访苏之行前，毛泽东在莫斯科火车站发表告别演说时宣告：“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4)大规模地学习苏联文化，为新中国初创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其一，对苏联经验的迷信和教条化。例如，有人因为我国设文化部、电影局，而苏联设电影部、文化局，就认为我国“犯了原则错误”(15)，实际上苏联后来也改设了文化部；由于苏联遗传学领域独尊李森科派，中国学界也独尊李森科派，压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连《人民日报》也照搬《真理报》，不管有无必要，每天一篇社论，结果往往成为“无的放矢”(16)。其二，缺乏对本国文化的自信。由于受苏联影响太深，当时一位卫生部副部长甚至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17)。音乐方面也如此，肯定西洋音乐，否定我国民族音乐。对苏联经验的依赖和对本国文化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主体性意识的弱化。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一些人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18)，因而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文化主体性意识弱化，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