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20)05-0034-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以何种价值取向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相关领域学者思考的主题。他们从各自学术背景出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行探讨，其中以法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视角居多，侧重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宏观研究。如陈伟宏认为，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准[1]。于维力等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绿色发展等维度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2]。伍小乐等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视角，提出民主、法治、正义与和谐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四个核心价值取向[3]。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社会治理远比单一民族的社会治理复杂得多，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转型进程的加快，族际利益格局更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国家治理中谨慎对待。“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国家治理不应该只停留在国家顶层设计上，民族地区这一特定领域的社会治理研究也应得到较多关注。 在现代化浪潮下，民族团结工作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民族团结与否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当前，日新月异的国内外环境对我国民族事务治理提出诸多挑战和考验，新的历史方位要求国家治理能力有新作为和新突破，多民族的国情特征必然要求不能忽视从“民族”这一视角和维度来思考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置身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既要面向未来，也要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探索新形势下的相关问题，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有其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在国家现代化治理中加以借鉴。 一、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的民族团结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理论来源。首先，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中，积极倡导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之间相互联合，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43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民族联合思想为依据，揭示了我国民族间不平等、不团结的根源和实质，提出了消灭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政治任务。毛泽东指出：“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5]211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狭隘民族主义对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具有极大破坏性，他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集中批判包括民族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德意志民族利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在内的狭隘性的民族主义。毛泽东在把握国情基础上审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着重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毛泽东指出：“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6]123，“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6]227。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147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归根到底取决于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尤其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落差，毛泽东将提高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作为化解民族矛盾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根本之策。毛泽东认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6]34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7]共同的利益是各民族团结起来的前提，如果缺乏一致的利益，就不可能有民族之间真正的团结。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各民族整体命运和根本利益相一致，“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5]211。毛泽东将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相结合，动员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各系军阀的压迫，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堡垒，带领中国实现民族解放、推翻民族压迫。 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民族工作探索以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实践来源。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做基础，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便如同无源之水。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形成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过程中，贯穿于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实践当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毛泽东坚信各民族团结联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磅礴力量，他强调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6]204中华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初步形成，此时民族纲领政策涉及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承认少数民族自决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创立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等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适合我国的民族团结政策体系，主要效仿苏联民族政策，缺乏独到性见解。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逐步成型。这一时期，外敌入侵，国家面临危亡紧急关头，各族人民民族意识觉醒，“中华民族”逐步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摆脱照搬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始独立系统研究民族问题，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突破。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始逐步系统化，在开展民族工作过程中注重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落实，明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措施和政策，特别强调要保障解放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成熟，此时的民族团结以爱国为原则、发展为目标、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表现为各民族同胞紧密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是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和升华，具备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双重特点。 民族团结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是在吸收全党理论成果基础上形成的全党智慧产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乌兰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习仲勋在民族团结理论方面的丰硕成果，不断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理论宝库，推动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完善和成熟，在实践中逐步走向科学化和具体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民族工作开展困难重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一系列挑战，老一辈革命家围绕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纷纷建言献策。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对中苏两国现实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对比分析，根据中国民族发展特点和民族关系发展规律，态度鲜明地指出不宜采取联邦制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周恩来在深刻洞察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阐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全面客观地论证了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必然性。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先行者，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索为全国开展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经验。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维护民族团结的正确抉择，这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此外，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还凝聚了同时期党的领导人有关其他民族问题的思考。刘少奇根据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特点，阐述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互相帮助的必要性，并提出要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消除两种民族主义来促进民族团结。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西南地区时，站在国防战略高度上着眼民族团结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着手，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民族团结。习仲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西北地区组织开展民族工作，着重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事务和统一战线工作，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主张“团结第一，处理一切问题都要看是否影响民族团结”[8]。总之，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集聚集体智慧，荟萃实践经验，历经思想升华和提炼结晶的一系列过程，彰显了国家治理中民族团结的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