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肖贵清,河北石家庄人,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佳日一史,云南丽江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初步形成于古田会议,成熟于中共七大,在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继续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员的政治素养提出具体要求,注重政治生活与制度建设等。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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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建构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地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他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能力与政治辨别力。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党的政治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将其摆在首位,发挥统领作用。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对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发展脉络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代表,具有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1,严格规定党的组织原则。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逐步形成。

      (一)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身份、组织方式、会议规则、党的纪律等内容做出了详细规定,为党内开展政治生活提供了准则与依据[1]164-169。1927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要“重视政治纪律”[2]208。《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提出“党的建设”这一概念,并将其单独列为《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的一章;指明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指导准则;明晰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与职责;强调纪律要求[2]267-278。

      秋收起义后,党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毛泽东在领导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强调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加强对革命军队的政治建设。

      1929年年底,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批评了军事与政治是对立的这一单纯的军事观点;批评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指出必须从理论上、组织上予以剔除;强调要对党员开展正确路线的教育,用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通过思想教育反对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坚决纠正错误思想;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注重党内批评政治化,要求党员避免党外批评;主张依据政治观念正确与否来洗除、吸收党员;尝试以组织政治课、报告政治消息、解释政治口号、普及政治常识等方式加强对士兵的政治训练[3]。

      古田会议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回答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根本性问题,分析了政治建设薄弱的主要原因,指明了政治生活的急迫性和重要性。会议还强调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着力点,通过党内批评、党员教育等方法加强政治建设,主张实现党内生活的政治化。这是毛泽东对实践经验的总结,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的政治建设的认识与思考,标志着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

      (二)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成熟

      红军在长征途中克服了诸多困难与挑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党需要承担起更重大的历史使命。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党的活动内容和范围都大大增加,为适应新的需求,党中央决定大量发展党员,党组织得到迅速扩大,这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1937年5月毛泽东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而这些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4]277。为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让党员干部明确身上的重大历史责任,193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指明共产党员应当做民族战争中具有“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的模范,并明确提出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针对张国焘叛逃事件,毛泽东重申了党的纪律,提出“四个服从”:“(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5]528当时有大量爱国青年涌入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毛泽东向他们提出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6]116,并进一步指出,“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6]191这个方向。通过有效的思想教育,边区政府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政治能力突出的骨干,极大地推进了党的事业发展。

      为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指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的“三大法宝”。他还指出,党的建设同政治路线是密切联系的,党只有掌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得到发展,只有凭借着全国人民对党的政治信仰才能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5]60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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