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0)03-0056-11 文化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催生出各具时代特色的文化，而记忆作为一种媒介，充当着联系过去与当下之间的纽带。歌谣作为一种大众民间文学，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表达，其口耳相传的存续方式，决定了记忆在歌谣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然而，记忆的保存有其时限，当同时代人的记忆保存达到一定上限时，就必须通过文本转换将其定型，凭借物质媒介永久存续，这就是扬·阿斯曼所讲的由交往记忆转变为文化记忆的过程①。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社会因素的介入和渗透，使存留下来的记忆与文本发生重构，进而影响历史书写。 1927年“麻城惨案”发生后，武昌中央农讲所学生军奉命驰援麻城农民军攻打地主武装枪会，当地民众编唱了一首赞美学生军的歌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时代因素的制约，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与文本发生了重构，原始记忆中的《打麻城》被改编为《毛委员派来学生军》，从而影响了这一事件的历史书写。随着原始档案、报刊资料的公开，学界对武昌中央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的背景、经过，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对“麻城惨案”的善后处理进行了详细的梳理②，理清了该事件的相关史实。然而，相关研究尚未关注到这一历史事件在新中国成立后记忆与文本被重构的现象，当下的历史书写仍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本文利用国民党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现存有关武昌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的回忆资料和革命史调查资料以及不同时段编撰的相关图书，以这首歌谣的改编为线索，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同的时期背景下，反映武昌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的歌谣如何在记忆与文本重构的影响下被改编，进而影响到该事件的历史书写，又最终在学术研究的推动下还原了历史本相的复杂过程。 一、原始的记忆、文本与歌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革命时期武昌中央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这一历史事件，仍然留存在亲历者的脑海中，成为历史记忆。地方知识分子在调查和编纂麻城地区的革命史资料时，需要依托历史文献和亲历者的记忆，而口述访谈是唤醒记忆的重要方式，也是获取亲历者原始记忆的主要途径。随着党和政府对民间歌谣的重视并发起新民歌运动，革命时期民众编唱的反映革命斗争的歌谣，被地方党史机构和文化部门通过访谈方式进行搜集和整理，并以文本方式记录了下来，成为亲历者原始记忆的重要成分。 (一)原始的记忆与文本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党史革命史的编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党史部门，负责本地区党史资料的调查和编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麻城党史工作者对本地革命史料进行调查，各区专门成立了党史革命史调查小组。乘马岗是大革命时期学生军驰援麻城的主要发生地，该区成立的乘区党史革命史调查小组1958年编纂了《麻城革命史料调查(初集)》，在这本调查集中，收入了学生军驰援麻城农民军的经过史料，其中有如下记载：“当反革命武装围攻麻城县城时，桂步蟾、刘文玉等赴省城调来了学生军400人，到达麻城时，围城的反革命学匪早已退到乘马岗去了。关于桂步蟾搬来学生军及丁岳平等办红学的事有歌云：‘东边的丁岳平，西边的王之廷，他二人去把学请……学生军的桂步蟾，省党部的丁寿安，二人去把兵搬。’”③ 这是目前所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学生军驰援麻城的最早记载，但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较为简略，当地主武装围攻麻城时，桂步蟾、刘文玉等到省城调来学生军400人，并未提及调遣学生军的经过。这里首次出现了反映这一事件的歌谣，突出了请红枪会的地主和搬来学生军的代表，属于民间记忆中对这一事件的原始印象。 在革命史调查资料的基础上，1959年武汉大学经济系编撰了《湖北麻城革命根据地乘马人民公社地区经济发展史(初稿)》，该书对这一事件的描写较为详细：“王树声同志到武汉已见到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之一董必武同志，从毛主席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抽调了三百学生，武装起来，开来麻城。当时学生军尚未赶到，敌营中便风闻‘神兵学生军来了’，仓惶北遁，麻城解围。”④相对于《麻城革命史料调查(初集)》中的记载，该书对学生军驰援麻城的描述显然更为详细，并对相关史实做了矫正，指出是王树声到省城找到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之一的董必武，调来学生军300名。该书首次将“毛主席”跟学生军驰援麻城联系起来，并在文中做了注解：“1927年大革命时期，毛主席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现在武昌爨巷十三号原武昌二十二中校址。当年三月开学，共分三班，学习时间为四个月，其中一班是河南、山西等省武装农民，学习时间为一个月。通过这个讲习所，毛主席在这里培养了九百五十余名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骨干，给当时澎湃发展的全国农民运动撒下了革命的火种。”⑤学生军正是从毛泽东主要负责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派出的，此处将二者联系起来无可厚非，也符合历史逻辑。书中有关学生军驰援麻城的书写也得到亲历者回忆的印证。作为到武汉请求援兵的当事人，王树声在1960年关于麻城革命的回忆中也提及这一事件：“为击退红枪会的进攻，党派我到武汉请求援兵。我到武汉，找到中共省委负责人之一董必武同志，他非常关心麻城情况，他在当时的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召开了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抽调当时在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三百学生，武装起来去麻城。同时还调遣了在黄安进攻黄安的红枪会的一个营先后赶往麻城。”⑥ 王树声的回忆进一步丰富了学生军驰援麻城的历史细节，其中反映出董必武是派遣学生军的关键人物，并提及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政府和省农协联合组织的“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协同中央农讲所的300名学生军共同前往麻城，同时还将在黄安攻打红枪会的一个营调往麻城。随着对学生军驰援麻城这一事件认识的不断深入，麻城革命史调查小组1962年编写的《麻城革命史简编》对该事件的描述更为全面：“为了彻底击退红枪会的进攻，党派王树声同志到武汉请派援兵，王树声同志到武汉后，找到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志非常关心麻城县的情况，便在当时的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召开了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委员会’，抽调当时在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三百名(当时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总指挥设在武昌的中央农民讲习所)武装起来，并调遣尚在黄安战斗的一个营，先后开赴麻城解围。”⑦该书对学生军驰援麻城的描述主要借鉴了王树声的回忆，并未提及毛泽东，可见此时并未将毛泽东视作这一事件中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