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0.04.001 在中国，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的研究是在1978年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阶段，这一研究还明显地带有传统的以论带史的色彩，研究者多为党史工作者，研究目的主要集中于论证毛泽东独立自主路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客观看待共产国际与中共两者的关系，包括揭示诸如中共成立及统一战线政策策略变动离不开共产国际等研究，还很容易受到批评。但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共产国际档案文献的开放并被译成中文，也由于传统党史研究方法受到史学研究方法的有力冲击，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讨论，明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包括一些官方党史研究工作者也认识到，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不仅需要做史实还原的工作，而且需要将其进一步深化，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和需要仔细辨析的。比如，对长期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意见，包括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种种基本政策策略的提出和影响的问题；其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反复和变动问题，不同时期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主张；面对中国的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共产国际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和意见；不同时期联共(布)中央对共产国际政策方针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中共的哪些做法与共产国际政策方针是吻合的，哪些是不吻合的，为什么，等等。①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近几年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能利用新的档案史料，提出或揭示出新的史实，因而也做出了不少新的历史解读，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也不难发现，在一些注意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做出的新的研究中，还是存在着不那么符合历史研究要求的旧的说法和旧的观念。比如在发现并肯定苏联、共产国际曾努力向中共提供各种“无偿的”援助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大都会去讨论其意义问题：一方面承认这种援助对历史上的中共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也委婉地同意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云云；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们几乎都会补充说：“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在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考虑的。”或者说：“这种援助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②同样地，对于那些从传统党史角度来看，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都明显犯了错误并遭受了损失的历史事件，即使在利用大量新史料揭示出诸多新史实的情况下，不少研究者也还是习惯于下判断、作结论，坚持把这笔历史“旧账”算到共产国际的头上去。正如本文拟讨论的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共产国际”问题，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依照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传统党史对1933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在应对福建事变问题上的严重失策是有过定论的，即认为事变的发生给当时身处严重危机中的中央苏区和红军提供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军事被动局面的重要机遇，但临时中央坚持极端“左”倾的关门主义错误政策，导致这个机遇白白丧失掉了。③改革开放后，中共曾经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研究禁区不复存在。作为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中央，自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应当对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共历史上的各种失败或错误负责。如此一来，《决议》中的不少说法被突破了。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临时中央的错误要么被归结为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责任，要么干脆被归结为共产国际的责任。至于对这一错误的性质及其影响、作用的认识和评判，则没有多少改变。④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几乎所有归责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依据的都是俄国学者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这本档案资料集里集中披露的档案文献，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或回应过这些俄国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专家们在资料集前言和导读中对相关史实的新解读，包括他们不同于中国研究者的对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指导责任问题的认识与评价。⑤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应该存在的。 当然，无论是就史实还是就逻辑而言，认为在应对福建事变过程中，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是临时中央决策失误的根源所在，此种泛泛而言也未必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今人大多会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同为学术研究性质的历史研究。运用史学的方法做研究，小心比较、考证、辨析，仔细勾连各种史料及其与史事之间的关系，以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并重建史实，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才是第一位的。仅仅满足于借助若干新史料，给已有的结论补充一点新史实，这样的研究不仅过于简单化，也丧失了研究的学术价值。 具体到像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的应对与作用等史实性研究，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相关研究至少还应该在方法与观念上有所推进，尤其是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细化。比如，我们需要摒弃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研究上司空见惯的大而化之的归责式或结论式的研究方法。我们可能尤其需要弄清楚和解决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谁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档案究竟应该怎么读？能够简单地凭借回忆史料来建构历史吗？如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