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7；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6-0071-12 创新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党组织具有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是把党的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的重要举措，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切入点。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以形成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治理格局。 一、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 近年来，有关执政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丰硕，不胜枚举。有严谨的学者认为，学术成果不多，许多论文只是个人体会和经验总结，严格说很多不能算学术成果①。就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政党与社会或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的治理研究。国家(或政党)与社会关系既是一个学术史重要议题，又是一个当代中国课题。西方传统政治学理论一直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连接器”。迪维尔热把政党划分为内生型政党和外生型政党。内生型政党是议会中产生的，掌握大量资源和权力，多是组织松散的精英型政党，产生逻辑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外生型政党是议会外产生的，需要动员民众获得人力、财力等支持，多是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群众型政党，产生逻辑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帕尼比昂科把政党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合法性强、制度化水平高的特点；二是工党与宗教性政党，包括意大利人民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比利时天主教民主党；三是英国保守党；四是日本社会党、德国基民盟。它们是根据政党合法性来源(内在、外来)和发展方式不同而划分的，因组织建设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不同，又分为不同类型②。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都进行研究，中国学者既继承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又呈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景象。徐勇在乡村治理中提出“政党下乡”的概念，认为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是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替代物。与政权整合不同，政党整合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组织不能取代的③。李强认为，国际学术文献的常见概念都是“治理”、“善治”，“社会治理”是中国特有概念，具有本土化特征④。多数学者认为，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国家与社会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粘连模式”⑤、“权变合作主义”⑥、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⑦等不同形式。 二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治理研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1年推行税费改革后，既缓解了农村干群关系，也出现了所谓“悬浮型”和“内卷化”政权⑧。朱新山认为，由于基层党组织长期作为权力单位来运作，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运作形式存在三种异化形态：“反转、空转与停转”⑨。林尚立认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回归政党化的功能定位，舍弃传统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党不能也不应用行政资源去促进基层社区发展，而应该用党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去推动⑩。基层社会治理如何改革与转型?一些学者借用西方理论进行分析，提出“嵌入性治理”理念，把“嵌入性”范式引入社会治理(11)。陈文提出，基层治理应遵循“政党嵌入”和“体制吸纳”的路径(12)。孙柏瑛等认为，要通过“组织嵌入、体制吸纳、价值引领”等方式，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基层治理机制，以实现提升治理能力、增强基层治理合法性的目标(13)。蒋永甫等则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实行“自主”和“嵌入”两种行动策略，嵌入性治理既要进行分类管理，又要实行功能再造，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由“行政实施型”向“带动引导型”转换(14)。 三是公民参与视角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新研究。基层自治作为基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凸显，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理论研究也从民主、自治等视角转向治理视角。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乡村社会发展维度也出现多样化。政府、企业、村委会等“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较为被动，“选择性治理”、“悬浮型治理”、“基层治理内卷化”等现象受到研究者的密切关注。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基层自治”到“基层治理”、从“基层选举”到“基层协商”、从“大众参与”到“治理精英”(农村的“新乡贤”、城市社区的“积极分子”)的转变(15)。 学术界现有理论成果为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及相互关系、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奠定了基础。但透过这三种研究视角，很难理解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定位、地位与行动策略，因而也就难以揭示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和基本路径。 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治理理论。尽管“治理”是一个内涵不断演化的概念，从早期的“统治”与“控制”之意到现代广为接受的“多元主体合作管理公共事务”，但是，西方治理理论很少讨论国家治理机构、体制及其价值指向问题，更遑论执政党的治理。西方治理理论认为，科层制代表着治理理性和治理效能，“独立于政治的科层制”“是一国治理体制的基准”，而中国治理体制和机制不同于西方科层制，却“取得了国家治理的优良绩效和显著的比较优势”(16)。这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组织原则、运作规范和价值特质的治理体制，无法套用西方治理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