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非理性衰退与金融逆周期审计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其严峻性、复杂性、传播性都超出预期，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经济非理性衰退，现仍在持续发酵，后续还存在极大不确定性。非理性衰退中，金融业态的顺周期效应愈发突出，有限理性预期极易触发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疫情的外部冲击，引起更加剧烈的宏观经济波动。国务院有关领导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不确定条件下，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提高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应对非理性衰退必须要有非常思维、非常举措，需要金融审计发挥防风险、稳杠杆和促增长的作用。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背景下，金融逆周期审计要更加果断、更加有为，既要聚焦金融风险防范、稳住金融杠杆率，也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国家重大战略，还要监督金融创新、审慎把控银行国际综合化经营的节奏力度，努力在疫情冲击的不确定性之下寻求稳健发展的确定性路径。

      非理性衰退的现实逻辑和运作机理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产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停摆和严重收缩，将造成新型的长期衰退。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在疫情前已呈下行趋势，还将面临更长的衰退期；另一方面，这种由疫情引发的衰退非常特别，过去没有遇到过，没有应对经验，它在持续加剧全球经济的衰退态势，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曾在3月份表示，我们目前面临两场疫情，一场是新冠肺炎疫情，一场是疫情带来的恐慌预期。恐慌预期进一步增强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衍生了对需求、供应、金融、生命损失、劳动力市场、企业破产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多重冲击交织叠加导致了非理性效应，将进一步销蚀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和发展潜力，使得全球经济滑向一个水平更低的轨道，这就是所谓的经济非理性衰退。

      

      上述提到的恐慌预期即预期效应，是行为金融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影响市场主体经济决策的基本要素，它一般认为市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摩擦，经济主体的预期和决策并不完全遵循规则和逻辑，还受到本能和直觉等主观心理因素影响。有限理性假设可以用作解释疫情冲击带来的非理性衰退效应，它主要借由金融核心参与者——银行发挥作用，通过信心、情绪、认知偏误和羊群效应等行为因素放大经济波动。从疫情冲击对银行业传导路径上看（见图1），首先带来了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底层的现金流收紧，随后影响到劳动力、资本和信贷等市场的剧烈波动，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恶化和盈利水平下降。由于有限理性预期的存在，银行对市场走势持悲观预期，减少信贷投放，信贷收缩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和居民财富缩水，进而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和债务率增加。最后银行预期更加悲观并进一步收缩信贷，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了最初的疫情冲击，引起金融风险加速暴露和经济体系恶性循环，加剧了非理性的经济衰退。

      由上可见，面对疫情的外部冲击时，银行因具有有限理性，其决策可能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是达到一种自认为最优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外部性，因此就需要国家审计机关开展逆周期金融审计。金融逆周期审计，顾名思义就是经济繁荣上行期，金融审计要加大审计力度、充分揭示风险，对冲经济过热带来的金融顺周期性；在经济衰退下行期，金融审计要引导市场预期、守住风险底线，避免经济萧条下金融杠杆快速衰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经济非理性衰退下，金融审计需要把保障市场主体、减少企业倒闭、稳住居民就业的“六保”“六稳”作为首要任务。金融逆周期审计既可以直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审计监督发挥作用，确保新增信贷资金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也可以通过对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政策部门进行审计监督，间接发挥作用，确认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真正落地见效，确保货币更加灵活适度、监管政策导向更加精准，论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合理性，验证货币政策、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等逆周期调控政策的协同性和联动性，促进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非理性衰退的利空效应和银行业的利好因素

      在疫情冲击带来的非理性衰退下，依赖高杠杆特性的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流动性枯竭，信用紧缩现象已开始蔓延，银行不仅会受到来自资产端、负债端和权益端的直接冲击，发生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还会因宽信用、宽监管、宽货币环境而带来银行利润下降、道德风险和高杠杆的利空预期。

      首先，实体经济预期悲观，融资需求萎缩。疫情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和旅游餐饮等行业的运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的预测，全年世界经济降幅将在4%以上，为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衰退。我国由于疫情发现较早、措施较为果断，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正增长3.2%，但预计全年增长不会超过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之下，我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不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萎缩，居民储蓄率飙升，银行经营压力在短期内骤增。

      其次，金融盈利预期降低，存贷利差收窄。为提振经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重返零利率，欧洲、日本央行推行负利率政策，英国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0.1%的历史低位。在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大潮下，存贷利差空间收窄，挤压了银行的经营利润。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纷纷下调银行机构的信用评级，抬高了银行的金融市场融资成本。据德国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市场利率每下降3个百分点，银行利差将下降0.5个百分点。由于市场普遍对未来走势持悲观预期，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带来了利润的进一步下滑。2020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向企业合理让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新机制的深入推进再次压缩了银行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