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开启后，翻译学有了更为宏阔的历史使命，需要和其他学科一道，为民族复兴提供思想创新支持。推进体系建设，进行知识创新，发展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理论的需求和意识变得更为强烈起来。目前国际译学界已有对翻译知识的专题研讨，如对翻译知识跨域发展的讨论（Gambier & Doorslaer，2016），对现代翻译知识的形成历史的研究（D'hulst & Gambier，2018）等，不过还缺乏对翻译知识再体系化的思考。我们如何建构一套能够回应时代需求的知识体系，既能客观准确地定位“中国翻译学”所做的知识贡献，又能对整个世界译学在历史脉络和时代变动中所蕴含的整体性问题提供“中国观点”，这个重大的理论话题亟待展开。本文拟从知识论角度对翻译学知识体系的创新与重构发表一点引玉之见。 一、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现状与困境 作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翻译学知识体系是按一定的逻辑和方法组成的翻译知识的集合，也是对翻译知识的类别、性质、功能及关系进行描述、组织和评价的机制。翻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要靠长期的积累，也要靠有意识的建构，将杂多、零散、具体的翻译认识加以聚合、分类、整理和抽象，融为清晰有序、相互关联的整体，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生产模式和认知思维框架。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史，翻译知识可谓积淀深厚。不过，我们完整的翻译学知识体系却是改革开放之后按照西方科学知识的组织方式建立的。 学者们在做学科论证时，力图仿效经验科学，以客观求实的方法探索有关翻译的真理，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实现对翻译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管理。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和翻译是否为“学”的辩论都围绕“科学”进行。无论是奈达（Nida，1964）和威尔斯（Wilss，1982/2001）的经典著作，还是谭载喜（1987：4）和刘重德（1995：28）等对翻译学的定义，以及霍姆斯（Holmes，2000：176）和黄龙（1988：2）等对翻译学属性的判断，都显示出学科先行者将翻译学设定为一门科学。其后也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但都未打破建立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的目标，未确立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评价翻译知识生产，更未否定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客观性知识观。 用科学标准来看待知识生产，这是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潜意识”，要求理论建构基于事实、价值无涉、概念清晰、推理严密。受此影响，我们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不是理论而争辩，因为从科学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译论少有对客观规律的陈述，多为主观体悟和价值判断，缺乏体系化表征，逻辑关系隐而不显，涵义模糊，似乎难以称为“理论”，于是，我们竭力证明中国传统译论也有系统性，或者寻求折中之策，用“话语”“思想”来替代“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感觉自己先天“理论”不足，后天便产生了一定的“理论焦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移植和知识演绎，也出现了一些“强制阐释”现象。 我国学者曾提出过关于翻译学知识体系的设想，其中谭载喜（1988）的论述反响最为强烈，不过相较而言，霍姆斯（Homes，1972/2000）的图谱影响更为深远。无论是西方学者的图谱，还是我国学者的设计，都采用了相同的模式——以树形来整合学科知识，即以“总-分-次分-再分”的方式来组织和呈现译学知识。树形结构中，知识发展方向明确，每个层级有枝丫并行，一个研究（领域）只能定位在一个枝丫（层级）上，枝丫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只纵向发展，不横向交错。某一知识或理论，如果在知识树上找不到位置，则难以被认为是学科体系中的有机部分。 这一体系不仅难以接纳传统译论，也与当下的翻译认识活动形成了矛盾，我们的翻译知识在不断地发展，而知识树却未能进化。近半个世纪了，霍姆斯的译学图仍为圭臬，而我们的行业实践和学术研究早已今非昔比，翻译知识已超越了原来预设的畛域，呈现出了许多未曾料想的内容与形态。一个现实的困境是，我们都明白跨学科研究对于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却难以将此类研究纳入到已有的翻译学体系之内。例如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就曾受到排斥，被认为是脱离了翻译研究本体。 我们寻求知识创新，不断拓展着研究途径，然而当我们面对新领域、新主题、新知识、新理论时，又常感到难以进行定位。如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理论，它应置于霍氏图谱中“纯翻译研究”之下的“翻译理论研究”部分，而作为对翻译批评的认识，它又应该置于“应用翻译研究”之下的“翻译批评研究”部分。另如国家翻译实践论，是对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主体开展翻译实践的认识，本不应置于“一般理论研究”，但也无法归入“专门理论研究”之下。还有如翻译技术伦理研究，“翻译技术”应该归入“应用翻译研究”部分，而“伦理”则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再如视听翻译研究，视听不同于书写模态，应该归入“专门理论研究”的“媒介研究”，但也涉及新工具应用，又应该归入“应用翻译研究”之下。对于诸多新兴跨域研究，增加条目很难做到逻辑自洽，不纳入则不符合实际，无法进行有效的指引和评价。 二、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实体论思维 创新是所有学科发展的根本需要，然而“不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创新就是空谈”（郑永年，2016），当知识体系不能有效地用于描述、解释和指导学科知识生产实践时，重构就成了必然的任务。霍氏图谱是我们描述翻译学知识生产时参照得最多的，并非因为该框架足具兼容性，而是缺乏更好的替代方案，尽管不乏学者试图修正，却收效甚微。如果从形式上进行改进和完善的努力不能取得希望的效果，我们就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更深层的理念上去加以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