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20)03-0040-06 一般意义上，现代性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1]，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现代性存在于社会组织结构、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知识生产领域，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知识生产观成了知识生产的标准。这种知识生产标准渗入现代知识生产过程中，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知识观层面，康德的批判知识论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完整表述，其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是在经验与理智结合下产生的。由此产生的实证主义贯穿于学科知识生产的发展中，构成了现代学科产生的知识观前提。他认为真正的知识有五大特征：确定性，即真正的知识所反应的对象是一一对应的；经验性，即理论要在经验中检验；可还原性，即复杂的知识是可以还原为经验的；价值无涉性，即知识与价值取向无关，是中立的；普适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独立出来的学科，都遵循着这一铁律不断筛选并生产着符合其要求的知识。而在制度层面，作为现代性代表的科层制，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管理手段，其以生产或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标准的规范制度以及完善的等级分化等为主要特点。现代学科制度正是在这种现代性背景下诞生并发展的，但是由于现代性本身存在对于极端理性的追求，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教育学作为现代学科分支一个部分，本身就存在着现代性基因，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有着典型的现代性特征。因此，将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察视角，对于分析教育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一、教育学知识生产的现代性基因 人类社会的早期，知识存量极少并处在一种混沌不分的状态，渐渐地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不断扩大，知识总量开始也不断增长。为了避免遗漏，继而在知识外部催生出了教育；而在内部，根据知识之间逻辑上的联系，出现了区分不同知识的分类标准，即学科的雏形。古希腊时期，知识被分为几何、代数等学科；在我国古代，儒家将知识分成六艺。而现代学科是与现代大学制度伴生的，大学的诞生则来源于社会的现代性发展。[2]19世纪初，随着理性主义改造后的第一所大学——柏林大学的出现，大学的任务也由传递知识的单一职能，向着知识生产的复合职能转变。因此，大学中原有的以教学单位形式存在的学科，被逐渐赋予了组织知识生产的职责。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也通过其拥有的授予学位的权力，承担着判定知识合法性的职能。教育学为了在大学中谋求独立学科地位，迎合现代学科发展的要求，在学科化过程中，其内涵也逐渐超越了保存知识的本来职能，被注入了更多的现代性基因。 (一)教育学知识生产组织的科层制基因 教育学首先是作为一种科层制的学术生产组织所存在的。从基本职能来说，学科是知识生产的场所，按照知识体系的差异，组织知识的生产人员集中在各个学科中进行学术活动。在这里，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基础，体现着为知识生产提供相应的人员、物质保障和管理的职能。而科层制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一种基于法理的、以实现高效率和合理化为目标的、理想化的组织管理模式”[3]，它是现代社会生产领域的一种高效的管理形式。 与前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各自为战不同的是，现代学科将科层制与知识体系的分化相结合，以知识体系作为知识生产组织的划分标准，将工业生产中的分工合作引入学术生产并形成专业的生产主体，即“为达成其组织目的，以特定方式分配其职务”[4]的专门化分工。专门化分工的出现顺应了知识总量极速增长，知识生产越来越复杂，而人脑功能有限的社会现实。教育学领域也不例外，由于近年来教育实践的复杂化和不断对其他领域学科知识的引进，逐渐形成了多个庞大的分支。我国的教育学在研究领域上也从夸美纽斯的如何教为主的教学理论，扩大为一级学科下设有十个二级学科的庞大体系。因而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百科全书似的全才难以出现，只有依靠专门知识的生产者，才能在各自领域里深耕。另外，专业化分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并由专业人员解决简单问题最终攻克复杂问题。在教育学知识生产中，往往将一个大课题拆分成若干小课题，并由擅长此领域的研究者完成，这种拆分方法不但可以保证课题研究多种视角的广度，也保证了知识的深度。 (二)教育学知识生产观的科学化基因 从一般意义上说来，“知识观就是对知识的产生、作用、获得、应用的总看法，是关于知识的理论观点，包括知识的定义、类型、获得及其指标等”。[5]而现代知识观起源于18世纪末，是人们运用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知识形成的总体观点，其将科学研究方法视作知识获取的唯一标准。在这种科学主义现代知识观的规定下，学科知识的筛选条件变得更加严格，不符合现代知识观特征的知识被视为有缺陷的知识，并逐渐被淘汰出学科体系之外。 作为现代知识观外化学科中的一员，教育学也被赋予了多重现代性意义，其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知识观的影响。从现代意义的学科角度来说，教育学学科化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康德首次在大学开设教育学课程，而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一书将教育学彻底地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初步建立学科体系。直到19世纪末，教育学才完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学知识的生产充满了普遍主义的观点，认为其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不受社会文化限制而普遍适用的。在我国，《教育大词典》对教育的定义能一定程度体现出科学化对我国教育学的影响，“教育学，是指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在现代知识观影响下，时至今日，教育学科学化在教育学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