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0)04-0043-08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0.04.006 奶妈是受雇哺乳他人幼儿以换取经济报酬的妇女，是传统女性利用生理优势谋生的重要方式。在传统文化中，雇乳是城市平民、地主及士大夫以及皇室等中上阶层育儿的主流方式。在乡间村户中，也会因产妇无乳或体弱雇佣奶妈。①至清末民初，西方资本入侵导致的农村经济衰落和上海城市化进程加速，做奶妈成为因贫困进城的哺乳期妇女利用自身生理优势的谋生途径，进而扩展为特定的职业群体。由于现代化进程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一特殊的女性职业群体面临着现代转型。近代奶妈的研究多从妇女史领域考察近代育儿观念与实践的变迁与奶妈职业群体间的关系。②在育儿史领域，以雇佣贫苦妇女哺乳婴儿的雇乳往往被视为现代化育婴进程中的阻碍性因素。针对传统雇乳方式，现代化方案致力于以消毒奶粉为代表的代乳品和母亲自乳的方式代替奶妈。③针对奶妈群体和雇乳方式的社会学实证性研究则较为少见。据近代报刊和社会史档案显示，在上海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城区和周边郊区，受传统育儿文化的影响，雇乳家庭所占比例甚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有大量的家庭延续着雇佣奶妈的习惯。在妇女史研究的领域中，作为勾连不同阶层的职业群体，奶妈群体的社会史考察尚待进一步深入。本文从传统伦理、西方医学以及法律规范三方面考察家庭雇佣奶妈纳入市政公共卫生管理的历史进程，思考城市近代化与近代底层妇女群体生存权间的张力，借以拓宽以女工、女佣等群体为代表的近代底层女性群体研究视野，为日常生活史与妇女史研究提供新的面向。 一、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奶妈群体的概况及职业变迁 雇乳是传统社会中常见的育儿方式，做奶妈也是底层妇女谋生的重要职业。在传统崇尚亲缘关系的语境之中，贵族及富裕人家的奶妈作为幼儿之食母，与幼儿关系密切，产生生理和情感的双重勾连，受到儒家家庭伦理体系的认可。《礼记》中便有因“乳母以其乳养于己，有母名”，为乳母服缌麻三月之礼制。④奶妈依凭与关键人物喂养之恩情，建立起非血缘的人伦亲密关系，为传统习俗所承认，并以此编织自身、幼主、雇主之间跨阶层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此意义上，奶妈是联通底层与上层社会的重要渠道。在“家天下”的政治语境中，少数帝王之家的奶妈甚至可以直接参与政治进程。⑤而在士大夫以下平民阶层和乡村社会，因生母缺乏乳汁、需要育儿帮手等多种因素，雇佣奶妈照顾幼儿也是常见的育儿方式。 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开启后，人口聚集方式发生变化，奶妈的雇佣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流动频繁，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近代农村经济的衰落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女性涌入城市谋生。以奶妈为代表的传统女性职业的雇佣方式和工作内容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近代上海奶妈群体主要由周边郊县及乡村的年轻妇女组成。由于奶妈作为家庭职业具有分散性，很难同某些集约型的产业女工一样留下完备的信息记录，只有个别奶妈在涉及案件时才会在警察厅卷宗中留下个人信息。此外，回忆录、书信、日记等个体书写中也会存留奶妈的相关信息，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只能通过碎片化史料进行拼接重构。⑥沪上著名报人张友鸾曾将奶妈的择业原因概括为两点：大多数迫于生计骨肉分离，少数则因为亲生幼儿夭折，便利用哺乳期优势贴补家用。就张友鸾亲身见闻来看，因幼儿夭亡做乳母的“百分中找不着七八”，因此他认为贫困是乡间妇女做奶妈的根本原因。⑦从来源地考察，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奶妈主要来源呈同心圆状分布，以松江和崇明等上海周边郊县乡村为最，此外，以宁波、绍兴、无锡、苏州四地数量最多；旁及扬州、徐州、安徽等苏北及淮河流域。更远的湖广地区亦有远途奔赴上海谋生的奶妈。由于上海租界中居住着大量外国居民，上海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外籍奶妈，主要由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白俄妇女以及二战期间的犹太妇女组成。和其他行业一样，由于上海对苏北人的偏见，江北籍妇女在上海奶妈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同时受到极大歧视。某些公馆在登报招雇奶妈时会明确提出“江北人切勿尝试”。⑧ 根据现存的佣工介绍商业同业公会保留在册的少量“奶妈佣工介绍书”显示，奶妈群体的年龄集中于20-40岁，以30岁左右最多，该年龄阶段的妇女占总数的70％以上。⑨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16个省内的近3万户农家进行了社会学调查，计算出农村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17.7岁，初次生育年龄为18.2岁，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为6.41个。⑩由此可见，大部分农家妇女在生育多胎后的中青年时段中才会进城从事奶妈工作。 和传统文化中依靠熟人网络的雇佣途径不同，自20世纪20年代上海迁入人口飞速增长导致城市化进程加速，通过荐头店以及佣工介绍所等人力中介机构雇佣奶妈日益成为主要方式。(11)虽然熟人介绍模式更为可靠，也可能节省高额的中介费用。两种不同的雇佣方式各有优劣。上海漫画家贺友直回忆20世纪20年代沪上的生活琐事时认为荐头店可选择性多，可以“挑挑拣拣”，雇佣符合心意的奶妈的几率也会提高，但因“来路不清”充满了危险性；而熟人介绍虽然打消了不安全的顾虑，但也因没有选择而不能使雇主满意。(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