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政现象是中外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亦然。①晚清以还，大量知识人都以不同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各自的影响。全面抗战前后，全国涌现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这是一道引人瞩目的历史景观，至今仍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并引发了诸多的联想。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相关研究已汗牛充栋。然而，对其中许多重要问题迄未触及或未予深究。例如，其深层脉络如何?其与高层政治有何关系?实效如何?历史意涵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相关研究要么极为薄弱、要么仍属空白。本文拟对其中若干议题略做管窥，以求教于方家。 一、时势转变与学人流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的民族精神再度高涨。许多置身于象牙塔中的学人，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以应对危局。朝野各界日益相向而行，凝聚了某些共识，并形成了合力。1932年4月，在各界呼吁下，众所瞩目的国难会议在行都洛阳召开，会议由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②此会在历史的节点上推动了局势的转变，也促成了知识界结构转型。 会议通过朝野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知识界与国民党政权的和解及互信，使得政学之间的交流合作日渐常态化并步入正轨。此前，在野者怨恨当权者“无能”甚至“无德”，以致国事鱼烂，国将不国；③而当权者则自感“无力”，并深怨国力孱弱人才匮乏、国民麻木不仁愚昧无知。通过近距离了解后，双方增进了认同，凝聚了智慧。也正是在此情势下，学者论政参政的高潮开始兴起，继而出现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许多学人已不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渴望“起而实行”，准备出山；更多的人虽未出山，也开始对当局有了更多的认可甚至支持。相当一部分学院派人士变身为“介入型”知识分子，④积极参政议政，有一部分则变为体制内的官员。 另一方面，当局也有迫切的需求。南京政府成立后，在百业凋敝、百废待举之际，当局痛感建设人才奇缺。蒋介石不得不克服阻力，党外求才，大量起用北洋旧官僚和知识精英，极力延揽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前者，时人称之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对于后者，有关方面则号称“野无遗贤”。⑤应当说，种种举措，确乎为当局增添了些许活力。然而，承平未久，迨至1930年代中叶的国民党党员，日渐松懈倦怠，多数官员生活腐化。人们对此大失所望。蒋介石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党的精神颓废”，“而我们需要更多的新血液”。⑥许多党员“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骄奢淫逸……不知民众疾苦”。⑦因此，蒋力排众议力推学者从政。他急切地希望四处网罗人才，为己所用。在此情势下，许多人士暂时搁置了自由主义和三民主义等之间的深刻分歧，转而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拥护当局，共赴国难，挽救国运。此后许多人出山，为国服务，出现了一系列学者从政热潮。第一波高潮出现于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第二波高潮则是1935年冬行政院改组之后；及至1937年7月庐山谈话会之后，又一新的高潮出现；抗战中前期，随着资源委员会、侍从室的扩张，学者从政继续保持稳步扩张之势。抗战末期及内战时期，在大量从政学者渐次隐退之际，当局又希望扭转势头，试图再度力推学者从政热潮，然而其效不佳。当局人心尽失，知识界多数人士与之渐行渐远，唯青年党与当局日益接近，冀以分享权力。以上便构成了这一时期相对完整的学者从政链条。 从深层次说，学者从政也是蒋介石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一次尝试，意在通过专家政治培育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撬动中国的现代转型，而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则是此中的重要抓手(或曰试点)。抗战前后，中国思想界普遍形成某种共识，认为理想社会就是“英国的宪政民主加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有人说“德国的科学、苏联的计划、美国的资本”三者合一的模式是理想类型)。而资源委员会就是此环境下的产物。资委会运作模式类似于战后英国工党当政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⑧资委会与政学系深度交融，其背后是文人集团。这与传统的官僚集团、党人及军人集团有很大差异。蒋之所以在原有的官僚集团和军人集团之外着力扶持文人集团，潜在意图之一或许正是希望培育新的权力格局，优化政治生态。此外，蒋还特意培植了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抗战爆发后，蒋氏效法罗斯福的智囊团，改组扩大了侍从室，吸纳了更多人才，其参事室是又一文人集团。⑨内中人才济济，诚为战时中国顶级智库。侍从室第三处第七组主管人事调查，意在“预为储备人才”、以备抗战建国之需。⑩这两大智囊团都有深刻的军方背景。这些努力，都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尝试。其在策略选择上，都是以军政改革为抓手来撬动国家现代化改革。(11)学者从政热潮表明当局对知识精英高度重视，且已不再满足于联络一批松散的外部智囊，而是希望将其收编为政府之“内脑”，以备不时之需。 在这长达数年的从政热潮中，曾弃学从政的名流数以千计，参与政治活动者则不胜枚举。而且，往往越是高水平大学，从政学者的数量便越可观。无疑，此番人才流动中，北平的顶尖国立大学仍处于引领地位。(12)——此间南北学术之争中一个典型的细节就是，关于现代学术的语体问题，北方学者(以北大、清华为代表)普遍倾向于急进趋新，力推白话文，而南方学者(后以南高—东大—中央大学为轴心)则相对守成持重，力挺文言。在长达多年的斗争后，北方学者的意见终于影响了当局的决策。1920年，当局正式采纳有关意见，通令将“国文”改为“国语”，以国语为教学语言，变文言文为白话文，使国语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国语在各地普获推广。新旧之争胜负已定，而许多学者的意见则被否弃。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尽管其在政治立场上的学识声望更接近南京学人群，但在学术取向上，仍有意无意地沿袭了北洋时期的某些举措，无形中支持和倚重于北方学界与国际学术主流的特殊联系；在教学语言方面仍于1929年通过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强化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此后，尽管许多南方高校及学人“力矫时弊”、固守文言文，但终究不成气候，在时代大潮中被边缘化。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它也内隐着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呈现着相应的世界图景。语言的变迁，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的形制、生态、力量格局和走向。北方学者的正统地位，获得了制度的明确认定。由此，北伐之后，北方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条件下，作为学术中心(正朔)的地位反而被无形中制度化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在此历史的细微处仍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这批人物中，胡适是隐于幕后的精神领袖，翁文灏、王世杰等则是走上前台的头面人物。这一热潮在全面抗战初达至巅峰；然至抗战中后期，严重败坏的社会政治生态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和心态。国难之中，知识人“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现象”，许多人“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将会变成革命分子”。(13)及至抗战胜利之际，曾令人艳称一时的专家政治，已然声光不再。国共内战之际，热衷于专家政治的蒋介石政权为了扭转颓势、收拾民心，又想如法炮制，力图仿行庐山谈话会旧例，召开各界谈话会，以汇聚群智；并力图组织“全明星阵容”的新内阁。然而，谈话会未能如愿举行，他所支持产生的翁文灏内阁，也促成了其经济崩溃；一批从政学人尽管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显然力不能胜。文人政治再次在关键时刻对国民党政府造成了严重后果，直接促成了其败亡。这次为时甚长、影响深远的学者从政浪潮，再次凸显了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这个经典的历史命题。在近代中国语境下，此议题尤具特殊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