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F241.4 [文章编号]1002-3054(2020)05-0098-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200510 就业是关系到国民能否安居乐业的重要问题。就业选择通常也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地点、社交范围及生活方式，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步建立起以“统一调配”为主的就业制度。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统一、有计划地组织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个人自行就业的方式，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与个人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统一调配就业制度建立的原因，学术界已经有一定的探讨，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必要说或者需要说，如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一五’计划建设规模宏大，国家财力、物力、人力(主要是技术力量)有限，为了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有必要由中央集中管理使用经济力量”。①“一五”时期“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要也随之增加，只有有计划地使用劳动力，才能保证重点建设的按期完成。”②第二种观点是“规范劳动力市场”说，认为是国家为了解决传统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农民流入城市、城市失业严重、企业‘挖雇’和职工‘跳厂’频繁等现象，因而实行‘向往已久’的计划管理体制”。③上述研究都不乏真知灼见，但似乎都未能对这些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如所谓的“必要”说，也被改革开放后国家依然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调集大规模人力物力而证伪；而第二种认为是为了解决劳动力市场混乱的观点，到今天，政府乃至民间都不会认为改革开放后自主择业的劳动力市场是混乱的，所以此点也说不过去。那么当时到底有哪些因素推动了全国劳动力统一就业制度的建立呢?如果从路径依赖的视角，来审视制度变迁的原因，或许能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认识。 诺斯(Douglass C.North)将路径依赖性概括为“小的事件和偶然情形的结果可能使解决方案一旦处于优势，他们就会导致一个特定的路线”；并且会滞留于“锁闭(lockin)”状态，即“一旦达成一种解决方案就很难退出”。而且，“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④(P126、132)诺斯后来进一步提出，路径依赖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按既有路径趋于定型。以北京市为个案，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视角分析北京市统一调配就业制度的建立，认为有三层因素：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失业治理措施的不断加强，低工资制度约束下的现实选择，以及劳动力公有制及有计划地使用的理论认知。正是(或者说至少是)在上述三种制度(认知)框架下，新中国对就业制度的选择只能循着国家强化对就业的统一管理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了一套由国家统一调配的就业制度。 北京市统一调配就业制度的建立原因与其他城市具有很大的共性，都是贯彻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指示。如1955年2月，党中央对“全国计划工作总结报告”的批示就要求“一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入计划，增加人员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随便从乡村中招收人员”。⑤(P536-537)随后国务院指示中央各部和省(市)人民委员会各厅局“应建立劳动力的管理和调配制度”。⑥因而北京市建立统一调配制度的原因与其他城市大体是一致的。同时国内其他城市也面临着失业治理的任务、低工资制度的约束，以及劳动力公有制理论的影响，因而就全国范围来讲，统一调配就业制度都体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痕迹。当然，东北的沈阳、长春等地，较早地模仿苏联经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全国重点工业建设城市，统一调配就业制度推行更早。而北京市统一调配就业制度的建立受到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影响，是逐步推进的，大体经历了由国营、公私合营，最终将私营企业也囊括进来的过程。与东北地区以外的全国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市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北京市较早地试点了建筑业工人统一调配就业，积累了经验。北京作为首都，基建规模较大，建筑业工人供应紧张，因此北京市早在1951年即在建筑业试点统一调配就业制度，这为统一调配就业制度的全面推行积累了经验。二是作为首都，北京市必须迅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统一调配就业制度的指示。三是在现实层面，一度存在一些中央部委所属单位在招工上不配合北京市劳动部门管理的问题，招工就业情形更为复杂，因此北京市也有必要迅速贯彻中央指示，建立统一调配就业制度。这些特殊原因使得北京市统一调配就业制度的建立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下述三种因素演化定型的结果。 一、失业治理措施的演变强化 失业是旧社会的遗留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失业治理是涉及到民心向背的问题，因此将此视为一项政治任务，甚至提出“消灭失业”的口号。由于战乱破坏等原因，新中国刚成立时，城市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与社会稳定。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截至1949年12月，北京市全市总人口为2030986人，农民除外的人口为1696184人。成年男子就业率为91.3％，全市生活无着的人数为173938人，其中，失业人数估计为54162人。⑦可见当时北京市失业人口数量也不少。在“消灭失业”的政治目标约束下，北京市解决失业的各项措施必然会不断强化，最终逐渐形成了一套政府主导的统一调配就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