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0)03-0072-12 [修回日期]2019-12-29 中共早期的党校政策移植于苏俄，但在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组织问题尚不明显，并未成立专门的党校。之后随着党员人数增多，党内出现了党员思想政治觉悟不高、干部人才紧缺等问题，1925年前后，中共开始推行党校教育，党校成为党内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下，中共早期创办党校的历程可谓举步维艰，举办全国性的中央党校几无可能，各地党组织只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动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灵活举办地方性党校或训练班。 学界对中共早期的党校教育已有一些研究①，但对中共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及其在各地具体运作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相继付梓编印，为中共党史研究从总体史走向地方史、从制度史走向实践史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支撑[1]，以此可以透视中共早期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基于此，本文拟利用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时人回忆录和文集等资料，对1921-1927年间中共党校政策的形成缘起、运行实态、存在的不足以及改进的举措等作一史实梳理和论证，以期揭示中共早期党校政策与具体运作之间的张力以及中共的应对。 一、中共早期党校政策的形成 十月革命后苏俄经验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并被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和借鉴。特别是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后，搭建了从苏俄向中国邮寄书刊的渠道，从而将苏俄的革命经验较为完整地引介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出版了诸如《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动法令》《俄国共产党纲领》等红色书刊[2]。以俄为师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诉求。中共早期借鉴苏俄的建党经验既是以俄为师的必然结果，也是有效开展中共革命的现实需要。 苏俄的党校政策肇始于俄共(布)前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期。1910年1月，流亡在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在国外建立党校”的设想[3]。时至俄共(布)时期，俄共(布)对党校政策的构想更加完善和缜密，并逐步付诸实践。1919年3月，俄共(布)在八大时规定：成立中央直属的高级党校，并统一制定地方党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4]。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提出新党员必须经过短期训练班的学习，并为此制订了近一年的建设计划，拟建立1所中央直属的二年制党的大学、4所高级党的大学和高于省级苏维埃的党务干部学校，每个省城成立1所有2至3班的党务干部学校，并在半数以上的县区成立党务干部学校[5]。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对党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认识，提出，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水平”，“这个任务主要应由党校、苏维埃和党务干部学校系统——从政治常识学校到高级党校来实现”[6]。1924年俄共(布)十三大对党校的课程设置作了明确的规定，认为所有的教学课程应“尽量涉及到阐明当前斗争和革命建设的任务”，即“研究党的历史、党的纲领、党的建设问题、党的策略和苏维埃的政策”[7]。应当说，俄共(布)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其大规模推行党校教育实践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办学条件，进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 中共建党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9月成立了外国语学社，目的在于输送进步青年赴俄学习，培养革命人才。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文，李达教授日文，李汉俊教授法文，俞秀松任秘书，参加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任作民、肖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人[8]。此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成立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等业余性质的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长辛店举办的劳动补习学校，由“社会主义者”授课，成为接近工人、教育工人的重要途径之一[9]。可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开始重视对工人的教育和培养，并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 中共建党后，其在第一个决议中正式提出了举办工人学校，旨在“提高工人的觉悟”，并使之“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10]。1921年10月，中共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李达任校长，学校于次年2月10日正式开学，其课程“除了社会科学的一般常识外，也教文学、英语等，但主要是妇女运动”，被沈雁冰称为“党办的第一个学校”[11]。嗣后，中共在上海、北京、广州、济南、武汉、长沙等地成立了业余性质的工人补习学校。比较而言，地处工人集聚地的上海举办工人业余学校最为有力，上海党组织②认为，依照现在工人的知识程度，若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非多做教育功夫不可”，所以在杨树浦、吴淞、南市、上海大学等地设立了党办的工人夜校[12]。虽然以上业余学校均由党办，教员也多由中共党员兼任，甚至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但由于补习学校的学员多为工人群众，并非中共党员，还不能将其称为党校，准确来说是党办的教育工人的业余补习学校。 同时，中共早期还利用创办普通学校的形式来教育和发展进步青年③。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立了新型学校——湖南自修大学。该校采取自学为主，兼及教员辅导、共同研究的教学方法，注重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开办的两年间共有200余名进步青年进校学习，并培养出李维汉、陈赓、贺尔康、易礼容和毛泽覃等革命骨干。据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回忆：该校成为“湘区党组织的一个宣传文化阵地，也是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的一个地点”，不少学员“参加党和团的工作”[13]。此外，由国民党创办、中共党员广泛参与管理和教学的上海大学亦是著名的红色学府，并培养出杨尚昆、李硕勋、秦邦宪等革命骨干，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学府”[14]。显然，这两所学校的共同特点是深受中共的熏陶，由中共党员直接参与创办和管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镇，为中共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不过，由于两所学校的学员构成、课程设置和办学目标与普通学校没有根本差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