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主正统”到“文化中国”:试论高丽人的“宋朝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俊达(1991- ),男,汉族,江苏徐州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辽金史,中朝关系史。吉林 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早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是“正统”,是高丽的宗主国。后期高丽人不再以宋朝为“正统”,而是将其视为文化层面上的“中国”和经济文化的输出地。高丽人的“宋朝观”应在显宗二十二年(1031年)左右发生转变,影响高丽人“宋朝观”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丽人的“保邦意识”。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标志着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南北两大次级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成。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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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6-0024-06

       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经历了由传统的以中原汉族政权为中心,转变为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中心的巨大变革。在此背景下,高丽人如何看待中国南部的汉族政权(宋朝)与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与金朝),无疑深刻影响其对外交往。学界一般认为在高丽人心中,辽金是“夷狄”“禽兽”,高丽始终不以辽金为正统,只是迫于其军事压力才俯首称臣,而始终以宋朝为正统。然笔者已撰文指出,高丽人的“辽朝观”与“金朝观”,皆经历了前期为“夷狄”,后期为“正统”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辽金在高丽人心中形象的转变,无疑对高丽人的“宋朝观”产生影响。本文中,笔者不惮弊陋,拟在先贤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高丽人“宋朝观”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探讨转变时间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十至十三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宗主正统:早期高丽人的“宋朝观”

       在早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无疑是“正统”,是高丽的宗主国。这一观念的源头可追溯至新罗奉唐正朔,接受唐朝册封。唐王朝崩溃后,五代十国各政权在朝鲜半岛上依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据《高丽史·太祖世家一》记载,高丽与后百济争夺朝鲜半岛霸权,中国地方政权吴越国移文调停。后百济甄萱希望借吴越国的诏书劝降高丽太祖王建,王建在答书中虽批驳了甄萱的行为,但对于吴越国的调停,王建又表示感谢[1]。由此体现出虽然唐王朝已崩溃灭亡,但中国各地方政权在朝鲜半岛仍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仍保留着唐王朝的宗主国与上国地位。

       高丽太祖十六年(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行后唐明宗长兴年号。此后,高丽先后行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并前后五次接受后唐、后晋、后周册封。即《新五代史·高丽传》所言“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2]。北宋建立前,王氏高丽以五代各政权为正统,奉五代政权正朔。

       在此对中原政权认同的基础上,北宋建立后,高丽于光宗十三年(962年),即宋朝建国两年后“遣广评侍郎李兴祐等如宋献方物”,与宋朝建立外交关系。并于次年(963年)十二月行北宋乾德年号[3]。此后,高丽光宗、景宗、成宗先后八次接受北宋册封,以北宋为正统,为宗主国。

       这一时期,王氏高丽在外交上“一边倒”向中原五代政权。高丽于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4]以前,共遣使五代政权22次(其中遣使后梁1次、后唐6次、后晋8次、后周7次),遣使北宋17次。除一般的“献方物”“贺即位”“告嗣位”外,高丽积极支持中原各政权对抗辽朝。如高丽于光宗十年(959年)遣使后周献“名马、织成衣袄、弓剑”[5],于景宗二年(977年)遣使北宋贡“良马、方物、兵器”[6],向中原政权提供兵器、马匹等军需物资,以支持其对辽作战。甚至一度试图联合后晋夹击辽朝[7]。

       相反,此时高丽人以契丹为“禽兽之国”“强恶之国”,排斥甚至拒绝与之往来。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以前,高丽遣使辽朝仅有8次[8]。高丽太祖二十五年(942年)十月,王建“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为由,单方面断绝与辽朝的外交往来[9]。甚至在临终前亲授子孙《训要》:“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以强恶之国(契丹)为邻,安不可忘危”[10]。

       即使高丽成为辽朝属国初期,高丽依然以北宋为“正统”,不以辽朝为“正统”。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同年六月,“遣元郁如宋乞师,以报前年之役”[11]。此事《宋史·高丽传》记作“遣使元郁来乞师,愬以契丹寇境”[12]。奉辽正朔不足四个月,高丽便派遣使者前往北宋请兵。此后,见于史籍记载高丽出于同样目的遣使北宋的情况还有五次,分别为穆宗二年(999年)十月,“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13]穆宗六年(1003年)八月,“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14];显宗五年(1014年)八月,“仍请归附如旧”[15],十二月,“请降皇帝尊号、正朔”[16];显宗六年(1015年),“仍告契丹连岁来侵”[17],“表求赐历日及尊号”[18]。

       “思慕华风”“劫制”等词,反映出高丽此时虽奉辽正朔,成为辽朝属国,但这只是迫于辽朝军事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并非真心归顺。高丽希望北宋能够出兵征辽,至少牵制契丹,以分担高丽压力。高丽请求北宋“降皇帝尊号、正朔”,“求赐历日及尊号”。体现出高丽此时仍以北宋为“正统”,希望恢复与宋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即宋人富弼所言,此时期高丽“每来必言,不愿附契丹而愿归朝廷”[19]。甚至在辽丽战争期间,高丽于显宗七年(1016年)“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20],显宗九年(1018年)“行宋天禧年号”[21],表明与辽朝决裂的决心,希望脱离与辽朝的宗藩关系,重新奉北宋为宗主国。

       二、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与宋朝“宗主正统”形象的消失

       高丽文宗王徽(1047年至1083年在位),作为高丽历史上最向往宋朝的一位国王,“徽又自言尝梦至中华,作诗纪其事”[22]。文宗虽从未前往过北宋,但曾梦见自己奉宋朝皇帝召见,前往北宋首都开封参加上元节观灯[23]。然而,当文宗十二年(1058年)八月,文宗提出“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的想法时,却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高丽内史门下省上言:“国家结好北朝,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实无所资,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24]。内史门下省的进言反映出后期高丽人的对宋态度,宋朝作为经济文化的输出地,与北宋交好固然重要,但为了与北宋通好而得罪宗主国辽朝,显然是不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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