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8-0025-07
一、引言
宋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在四川被朝廷诏令东归。其年五月，他离开成都，六至七月间来到峨眉山，游金顶、牛心寺等处，并将其所见所闻载入《吴船录》一书。在书中，他抄录了牛心寺僧人继业三藏的西域行程，由此将过去不为人知的宋代初年继业等僧人奉敕赴印度求法的事迹公诸于世，从而引起后世学人的关注。
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载牛心寺时称：“此寺即继业三藏所作。业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①根据继业所记西域行程，他的去程仍然是循“丝绸之路”的西域故道，“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食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又度大葱岭，雪山至伽湿弥罗国”②。然后到印度乾陀罗(又作健陀罗)、那烂陀、鹿野苑、摩揭陀国等处，参拜了菩提树金刚座、迦耶城、王舍城等佛教圣迹③。这些行程和唐代高僧如玄奘、义净等所行路线基本相同，对此北京大学东语系王邦维曾做过详细考订④。
继业最后“逾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⑤。之后的行程，据《吴船录》所记，系“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太祖已宴驾，太宗即位。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利等。诏择名山修习。登峨眉，北望牛心，众峰环翊，遂作庵居，已而为寺。业年八十四而终”⑥。这一段行程，应是继业归国行经的路线，但恰恰是对于这段行程，既往的研究中颇存歧义。
最早对此段行程作出解释的是张星烺。他认为：“泥波罗国即尼泊尔。磨逾里即《西域记》卷四之摩裕罗城(Mayura)。在北纬三十一度，东经约七十九度，在恒河上流之西岸。此城今又名哈利得瓦拉(Haridwara)。雪岭指印度库士山。三耶寺不可考。”⑦若按照张先生的考订，继业的此段行程尚在古印度(北天竺)境内。
王邦维继而对此提出不同看法：“疑三耶寺即吐蕃境内之Samyas寺，八世纪中叶赞普赤松德赞时所建，为西藏最古老的寺庙之一，今汉译桑耶寺。如此则继业返程竟从西藏通过。中国求法僧及使臣，在唐初时经吐蕃、泥波罗而至印度，颇不乏人，如三耶寺即桑耶寺说成立，继业行至泥波罗，复经吐蕃而返国，亦非不可设想之事。只是宋代类似的记载极少见，此一结论，尚需作进一步的探求。”⑧
笔者认为，王邦维的意见值得重视，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也有较多的历史依据支持他的观点。廓清继业归国路线，不仅可以对认识宋代僧人西巡求法的行程和往返路线有所帮助，还可以对唐代初开的唐蕃之间、蕃尼之间的藏地“高原丝绸之路”的主要干道吉隆古道利用的下限有新的认识。
二、关于唐代初开的“吉隆道”
唐人释道宣在约成书于7世纪中叶的《释迦方志·遗迹篇》中，首先列出了一条新出现的“东道”，这是不见于《大唐西域记》和同时代其他著作的一条新道。对此，道宣写道：
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依道所经，且睹遗迹，即而序之。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⑨。
这条道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是通过了西藏高原吐蕃腹地，所以与过去去往“西天”求法巡礼的路线相比，路程变得更为近捷，过去将这条路线称之为“蕃尼古道”“泥婆罗道”“泥婆罗·吐蕃道”等⑩。这条“新道”开通之后，很快成为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季羡林在他的《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曾经这样写道：“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路的和尚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有足够的例证可以说明。”(11)唐人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载录了唐时高僧经过吐蕃与泥婆罗前行天竺的，先后有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与师鞭、玄会等人(12)。
过去关于这条道路究竟是从西藏的何处出山到达尼泊尔的，由于史料语焉不详，故多有推测，也有学者关注到从西藏西南的聂拉木、定日、定结一线通往尼泊尔的路线(13)，但迄今为止在汉、藏文献中没有发现10世纪以前利用这条路线的记载，故难以坐实。直到1990年，在中尼边境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吉隆县发现了唐代《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题铭，证明是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在这条古道上遗留下来的极为重要的考古证据。史载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便是利用了这条唐初新开通的国际路线(14)。根据《大唐天竺使出铭》，可以确认唐代和唐以前吐蕃通往泥婆罗的主干道和出境口岸即为“吉隆道”，由此我们可以将“蕃尼古道”“泥婆罗道”“泥婆罗·吐蕃道”也以其出山口岸作为标志，统称为“吉隆道”(以下统称为“吉隆道”)。从吉隆河谷直抵中尼边境界河吉隆河上的热索桥，即可通向尼泊尔境内，并由尼泊尔加德满都盆地去往印度中天竺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