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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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宋代文化史。河南 开封 475001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耕读一体的形态自古即存在,孔孟主张分开,强调读书做官是君子的职业,耕田种地是小人的职业。但民间耕读情况一直存在,多是隐逸之士和学生。到了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宋代,半耕半读成为常态,“耕读”专词应运而生。其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广大农民纷纷读书,即自下而上的读书热潮。对许多农家来说,读书识字只是生活的必需,未必参加科举,是为宋代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亮点,也是耕读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士人把耕读当作人生快乐之事,则是耕读文化普及流传的内在因素。耕作的实践有利于士人思维的创新和学问、创作题材与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成就是知识、知识分子促进了农业发展。对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则是促使文化普及到农家。耕读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可谓传统文化的一次充实。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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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6-0093-10

       我国古代始终是农耕时代,所孕育的自然是农业文明。这就决定中国文化有着浓重的农业、农村、农民色彩,中国农业有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或言农村、农民中诞生出大多数知识分子。这一特征的精髓概念,就是耕读文化。耕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极为深远。那么,像所有文化都有一个生长过程一样,耕读文化具体是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形成确立的呢?对此,学界不乏说法,①然似缺乏论证,更未必正确。有学者关注到宋代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并有精彩论述,②但多是从文学、建筑等角度的认识,从历史学角度而言,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论证研究与揭示。③

       一、“耕读文化”的渊源及在宋代的确立

       一般而言,耕读一体的形态先秦即存在,区别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普及范围不同。如果从士大夫角度而言,读书人无论从哪里入仕,家中大多总是有田产的,但不一定直接耕作或经营。科举制实行后,农家子弟入仕前以及致仕后,也还会与耕作经营打交道,但也未必直接耕作。耕读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指读书者和耕作者是同一人物,即躬耕躬读、半耕半读,是为个人的耕读;二指一个家庭同时经营农业和学习读书,其成员一部分主要耕以生存,一部分主要读以发展,读书者通常都是子弟,是为家庭的耕读。

       耕读分合作为一个问题的提起,应当从孔夫子说起。自从春秋时期民间教育兴起,孔子就力主区分耕读。《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在《论语·卫灵公》中又进一步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反复强调的是,读书做官是君子的职业,耕田种地则是小人的职业,不可混合在一起,亦耕亦读,正如君子、小人不会融为一体。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民间教育家,他的意思大概还有既然读书,就应专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况且农耕跟着长辈就学会了,而他教的是道理。其学说的继承发扬者孟子,同样秉承读书做官的理念,并有所发挥。《孟子·滕文公上》:“然则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强调阶级差异,宣扬的是要做官以俸禄养家,而不能屈尊耕田,劳心者与劳力者有着天经地义的差别。孔孟圣言,遂使士农对立,也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并随着儒家地位定于一尊,成为统治思想,后代以至于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不良风气,把读书事业抬到远离农业的高空。

       然而,即便有此圣贤教导,毕竟是“重农”的农耕社会,毕竟文化要发展,有此两大客观基础,耕读不可能断然分开。实际上,耕而读、读而耕的情况一直陆陆续续、星星点点的存在。班固曾回顾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约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④这也是“三十而立”的一个内容,之所以持续时间长,是因为半工半读,而非全心全意只读书。孔子时代也遇见过耕地的隐士,即《论语·微子》所载“长沮、桀溺耦而耕”。有关隐士耕种的例子很多,属于“士”而后“耕”,耕是隐的形式,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耕读模式。

       汉代以来,耕读事例渐多。如兒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⑤。一边为人打工耕作挣钱,一边读书,打工耕作是为了读书。常林与其相同:“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锄。”⑥三国诸葛亮自我介绍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⑦这属于隐耕。另一典型就是晋代陶潜,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卧起弄书琴,园菜有余滋”。⑧这是先读书做官、后耕田读书。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二十余岁时,“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⑨。“带经而农”,即边耕边读。唐代的事例,如“儒翁九十余,旧向此山居。生寄一壶酒,死留千卷书。栏摧新竹少,池浅故莲疏。但有子孙在,带经还荷锄”⑩,也是耕读的意思。

       从上大致可以看到。宋以前的耕读者成分简单,主要是隐逸之士和学生;数量也有限,尚谈不上普遍;多是以读为主,以耕为辅,或耕只是读的一种辅助形式,二者没有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更缺以耕为主的读、从耕出发的读。朱熹指出:“予闻古之所谓学者非他,耕且养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经者,何也?曰,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从事于章句诵说之间,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将以为耕且养者资也,夫岂用力于外哉?”(11)他指出:古代学者的耕是为了养学,是学的经济基础。其意义主要在于不将耕视之为贱事,并未耕读并列并重,更非底层的由耕而读,仍不是完整的耕读文化,只是初级阶段的一股源流。

       二、“耕读”词汇在宋代的出现

       流淌千余年的耕读文化上游,到宋代汇聚成洪流。随着唐代中后期士族门阀的瓦解,以及宋代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在文化方面出现三大新形式。一是平民百姓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二是教育发达,文化普及,以农民为主的广大底层民众有学文化的热情和条件;三是大量的士子、落榜考生没有或未能科举入仕,沉淀在农村家乡,以新的面貌继续务农。因而,边耕边读、半耕半读,就成了常态,“耕读”二字联合,作为专词在宋代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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