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0.03.017 诞生于1930年代初的中山大学“现代史学”派，曾与食货派、唯物史观派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驾齐驱①。然而，当今学界在系统阐述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发展历程时，多把目光集中在食货派、唯物史观派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三个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团体，而对“现代史学”派往往语焉不详，缺乏应有的重视③。事实上，“现代史学”派与《现代史学》是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史学”派成员主要是中山大学文史学科崇尚“现代史学”旨趣的师生群体，以朱谦之及史学系学生为主要代表④。他们在1932年12月发起“现代史学”运动，刊行《现代史学》期刊⑤，将社会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主要内容及最新研究趋向。针对社会史论战后社会经济史研究存在的重理论轻史料、以宏观通论为主要叙述模式、以社会形态史为主要研究内容等问题，“现代史学”派主张理论与史料并重，重视专题经济史研讨，真正将宏观泛论的社会形态史论述转变为细致专业的社会经济史考究，从理论方法、叙述模式、研究领域等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化，型塑了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模式。 一、反思公式主义，提倡理论与事实的融合 社会史论战掀起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热潮，同时也暴露了经济史研究在初兴阶段的弊病。19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关注，认为要想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有必要追溯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由此兴起。“就整个论战而言，有一半以上的篇章以‘经济’为题，或以‘经济’为主。”⑤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是论战除去政治意义之外最重要的学术创获。唯物史观成为参战者主要的理论武器，在五四运动后尤为流行。从政治层面看，它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建设方案；就学术层面说，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国人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因此，参战者常常依据马克思社会发展分期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形态，但也随之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大家所注意的，还是怎样把中国经济史的材料，套入西洋经济史的公式里去的问题，又怎样拿西洋经济史的分期标准来划分或比拟中国经济史的问题。这样一来，便始终忽略了中国经济史的特质。”⑥侯外庐称这种现象为“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⑦，其直接后果是片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而忽视了中国历史自身演变的特殊性。 “现代史学”派对社会史论战存在的公式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反思。1933年，作为论战主阵地的《读书杂志》停刊，论战高潮戛然而止。“现代史学”派首先接过论战的大旗，《现代史学》杂志遂成为论战继续和深化的阵地之一，专门开辟了“经济·社会史”专栏，成为当时国内学术期刊最早设立经济史专栏的杂志之一。社会史论战中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参战者大部分都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一书最早肯定了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如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也都认为中国存在奴隶社会。但“现代史学”派大部分成员认为中国存在奴隶但不存在奴隶社会，其中以陈啸江、王兴瑞为代表。陈啸江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对社会史论战十分感兴趣，经常与傅衣凌、邓拓等人交流看法。他在1932年转学至中山大学史学系，成为“现代史学”运动的一员主将。陈啸江认为：“中国因无希腊罗马的不断的战争的环境，一方面又有巨量的人口存在着，所以很自然地可主张中国的奴隶劳动，始终未占主要的形态。这个主张我想除非死争着四阶段的公式的人们，是没有不首肯的。”⑧与陈啸江共同编辑《现代史学》杂志的王兴瑞也持同样的看法：“奴隶制度是不是一切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只要是稍能认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经济组织有莫大影响的人，都决(绝)不会做肯定的答案。”⑨这一争论直至改革开放后才达成基本共识，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现代史学”派关于奴隶制的论断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除奴隶制问题之外，关于秦汉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性质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泛封建论者”⑩往往依据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市民的生产方式”四阶段说，主张这段时期为封建社会。对此，陈啸江在其代表作《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形态——佃佣社会。它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农业社会，“集约经营”极端发达，具有农器具专门化、灌溉系统发达、耕作技术提高等特点。无论是经济基础抑或是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形态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傅衣凌称赞道：“言唯物史观者每把社会公式化，其结果必视中国社会及文化所在进展阶段甚低，此说却能于物的基础上给中国社会及文化以正确的位置。”(11) “现代史学”派积极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不为马克思主义分期公式所羁绊，不以西方历史演变为标准，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唯物史观最初引进和传播阶段的教条化习气。他们较少受政治倾向左右，其史学实践丰富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当然，沿袭是引进外来理论时不可逾越的方法，但如何处理本国历史发展的特性与外来理论的关系，如何使其适应中国具体的历史情境(12)，一直到今天也是我们需要探索、尝试和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