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科历史性刍议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政史、财政理论与政策;张晓凯,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财政史(天津300222)。

原文出处:
学术界

内容提要:

当前财政学科面临着一次学科重构或学科革命,学科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学科不再局促于经济学领域之下,而是正在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实现有机融合,而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新财政学”。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探讨以往研究有所忽略的财政学科历史性问题很有必要,历史性的融入将促使财政学成为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解释模型,而不再只是作为技术性分析工具而存在。把财政看作是国家的基本面向,我国财政学科建基应包括中国传统财政观念史的内容,建构财政史与财政学基础理论之间的联通关系,为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输送“来自历史深处”的思想和智慧,能够进一步促进该学科的理论创新。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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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6.005

       我国财政学科历经4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近年来,在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方面有很大进步,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不尽如人意”;①“中国财政学理论研究、史学研究正在弱化,跨学科研究不够活跃”;②相比其他学科,“财政学在国内的发展是滞后的,不仅滞后于国际学术发展的步伐,也同样滞后于财政改革实践的步伐。……研究工具方面取得的进步较大,而思想、思维创新的进步较小”③等。目前财政学研究正变得越来越数学化、技术化,但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解释力和在现实问题分析的准确性方面却不十分理想。一些体制改革中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有被长期忽略的现象,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论”(以下简称“基础支柱论”)这样的与学科发展有重大关系的理论问题,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七年后,相关理论研究依然显得滞后。此外,财政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似乎也没有解决,目前仍局促在“应用经济学”之下,但人们在实践中越来越觉得,财政学其实是一门非经济学所能概括的综合性大学科。

       “基础支柱论”是对财政学科的一次强激励,不少学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将其视为真实世界里发生的真实问题,开始致力于推动一次深层次的学科转型。近期我国财政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动向,如教育部高等学校财政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财政学会财税史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中国财税史师资培训班”,“财政社会学的历史、理论与经验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指南选题,中国税务学会组织全国力量编撰首部《中国税收通史》,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财政政治学译丛和论丛,等等。与以往财政学研究单打一的技术工具特色不同,这一轮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多元、综合和历史性的融入上。这是一种渐入佳境的学术动态,让人想起道格拉斯·诺斯说过的一句话:“历史在起作用”。其引申含义是,现在的和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做出的选择。经济、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多种因素长时期积累的结果,一个学科的发展也当如此。财政学科正面临着一次学科重构或学科革命,学科性质开始发生变化,而其他学科基本不存在同样的问题,或即便有类似问题也不很突出。财政学科将不再局促于经济学领域之下,而是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实现有机融合,方法论也不再只是体现政策工具性的特征,而是将发展成为一门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综合性极强的“新财政学”。

       一、财政学科的核心问题和发展趋向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说:“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④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共和国以税收权力人的姿态表明自己的存在”。⑤这是一种与国内主流不尽一致的观点,其不是把财政视为国家掌控的资源配置工具,而是把财政看作是国家的基本面向。财政即国家本身,财政是国家政治的顶级定位。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认为:“社会是一个广义的社会体系,由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三个子系统构成,财政是连接这三个子系统的关键环节,或者说,三大子系统以财政为媒介构成了整个社会”。⑥可惜由于他的德文著作《财政学》一直没有译介到我国,我们没有读过他的这部杰出的著作,也就无从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重要思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是瓦格纳思想的继承者,他在名作《税收国家的危机》中指出:“既然财政是‘整个社会’的媒介,那么,当财政发生危机时,便会波及社会的各个子系统,酿成社会的系统性危机”。⑦可见,财政学经典作家眼中的财政从来就不仅限于经济学,而是内涵政治、社会,以及法律、哲学、历史等因素的一个综合性大学科。

       然而国内学科体系并未将财政学定位在这个层次上,而是将其归类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将其领域限定在应用型学科之内,成为一种“建立在配置范式基础上的、具有工程学特征的财政学”⑧。这是一种比较局促的学科范式,其特点是只在经济学框架下展开研究,重心放在政府如何影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关注的只是政府的微观功能和粗线条收支活动,应用方法是比较单一的现代技术工具,侧重实证分析,关注的多是一些具体和细节的问题。很多学者眼中“现实版”的财政,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经常只属于对策应用性的、技术的或工具性的问题。这种“一边倒”的学术倾向和方法论,未必能适应复杂财政问题的研究需要,既提不出重大或基础的理论问题,也缺乏学科基本理论的自身解释能力,“无法对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诉求做出回应”。⑨柏拉图曾说:“如果人们竭尽全力把那些琐碎的事弄得纯而又纯,精确而又精确,却对那些更大的问题不加以深究,这样的做法岂不可笑?”⑩当然这只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的,财政学关注的并不都是琐碎问题,但确实有琐碎化的倾向。对一个成熟学科来说,这却是一种不足取的自我矮化、自我束缚的做法,前路必定崎岖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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