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礪] A [文章编號] 0874-1824(2020)03-0025-09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使澳門一度成為東西方貿易發展的匯集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賈、教士及移民停留與居住，使得這座東方小城成為中國看世界，世界看中國的一扇窗戶，成為東西方各種宗教文化交匯碰撞之地，澳門也被喻為“世界型的土地與海洋”①。在400多年的滄桑變化中，澳門在東西方文明的相遇、碰撞和交融中不斷自我調適，既倔強而獨立地堅守了中華傳統文明中的精華，又相容並包地吸納了西方文明的優異之處，最終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澳門文化”。儘管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各種文化都具有對內凝聚團結、對外體現整體特徵的作用。澳門文化以及其在不同文明的衝突、調試、共存、融合的演變過程為國際學術界提供了一種文明和諧互動交融的素材，也使得“澳門學”作為一種學術概念被提了出來。 一、澳門學的提出與發展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澳門學被提出至今已經有了35年的歷史。當時中葡兩國正協商解決澳門問題，造成澳門地區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動蕩，也觸發了知識界對澳門現實問題、未來發展等諸多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陳樹榮、黃漢強等學者最初提出“澳門學”概念，是希望將澳門學術研究回歸現實並服務發展。澳門學的命名與提出儘管一開始在學術上並不十分自覺，但對澳門研究的熱情和士氣具有明顯的提振。這期間圍繞着澳門學展開的學術研究出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論文，如黃漢強的《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1989)、吳志良的《舊話重提“澳門學”》(1996)、湯開建的《“澳門學”芻議》(1998)、趙利峰的《澳門文獻整理研究與“澳門學”》(2008)、林廣志的《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2010)，郝雨凡等《全球文明史互動發展的澳門範式》(2011)等。②在過去15年間，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為澳門學的研究不斷注入動力。澳門大學一度將“澳門學”作為重點人文學科加以建設，並制定了澳門學研究與發展規劃，希望能逐漸將“澳門學”推向國際主流學術界。 但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澳門學的發展似乎並沒有走得太遠。澳門學的學科涉獵廣泛，涉及歷史研究、跨文化研究、法律體系研究、文明互動研究、區域發展研究、經濟發展研究、社群研究和城市研究等諸多方向。但恰恰是廣泛的學科涉獵導致澳門學出現學科發展參差不齊的現象。目前，史學研究一枝獨秀，法學研究次之，這一方面是與這兩類學科研究的相關學者較為集中緊密相連，另一方面則是“一國兩制”下澳門地區的特殊法律、行政管理等制度所帶來的研究特殊性。但除此之外，澳門學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語言、宗教等相關領域的拓展進度參差不齊。雖然沒有帶動起一個可持續性的和具有普遍學術價值的學理上的研究突破，但這些學術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澳門學逐漸浮出了學術的地表，並在澳門學發展的必要性上達成共識。澳門學也開始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 30多年來，人們對澳門學似乎還停留在兩種基本的理解上。一種將其看成單純的歷史學研究，認為澳門學就是以澳門史為重點，以文獻檔案為基礎，探討16世紀至19世紀中葉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過程中角色的史學研究。另一種是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澳門研究，認為一切有關澳門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問題都在其研究範圍之內。這兩種理解導致澳門學的研究現狀呈現出兩種困境，一是長期停留在地區學的層次上，即使是澳門史的研究，也較少與中國史、歐洲史乃至全球史深入交融；二是更具功能性的着眼當前澳門問题的研究，焦點集中於單個學科領域或問題上；史學研究和現實研究各成一體，互不連接，且又古今割裂，這使得澳門研究難以發揮以史為鏡、鑒古知今的現實功能，而且也遠離國際學術主流。 從根本上來說，澳門學的學科發展參差不齊、各自為戰現象的背後是學界對澳門學內涵和目標的理解尚不一致，也缺乏宏觀的研究框架，學者往往將其討論的焦點集中於單個學科，希望實現個別突破。然而，無論是以澳門歷史文獻研究為重點還是以澳門社會抑或是澳門文化為重點，都在強調自己領域的重要性，而較少能與其他學科做到相互交流滲透、相互借鑒並有系統的並榮發展。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澳門學似乎只是單一的研究澳門，而幾乎所有關於澳門的研究都可以被命名為澳門學。這種研究思維嚴重影響了各大學科之間的研究關聯性，無法互相支撑，形成一個有針對性的系統研究。這也致使澳門學離獨立的“學”的概念尚有距離。如果繼續這樣，澳門學仍然是將任何有關澳門的研究都包羅在内的大雜燴，僅僅擁有數量上的積累與增長，很難實現有關澳門學問的規定性和整體性的把握以及學理上質的提升，而後者才是澳門學長久發展的核心要義。 任何一個文化區域都擁有屬於它的較為完備的知識系統，而且都有各自的特色，人們因此可以構建不同類型的“地區學”，例如“嶺南學”“上海學”等。本土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定義，是指一個與自然環境互動歷史悠久的社會所產生的認知、技能以及價值觀，是地方在教育、安全、醫療健康等社會、經濟活動層面決策的重要基礎。本土知識是基於廣泛而深厚的實踐經驗，並與其被附着的物理和社會載體無法脫離的。但如果這種知識系統不具有明顯的縱向的深邃和橫向的廣闊，則很難提煉出可供比較和借鑒的全球意義。 不可否認，澳門作為中國向外瞭望、對外接觸為内涵的近代化歷史的早期支點，一切有關於這段歷史的文明積累和文字材料，都顯示着中國融入世界、擁抱海洋文明的最初的完整資訊，有關澳門歷史的學問與中國近代歷史息息相關，屬於具有鮮明近代色彩的中國歷史的獨特分支。近現代以來，中國的儒家經典、地圖地理、文學藝術、園林建築、中醫中藥、生活習俗等特色文化，經澳門流向海外，對西方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澳門作為西方世界最初較為全面地矚望東方世界、接近東方文明的窗口，承載着全球地理大發現之後東方文明大發現的最初的完整記憶。在“西風東漸”形勢下，澳門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先進文化和制度進入內地的中介，也成為中國新思潮、新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有關中國與全球文明板塊互動、碰撞的歷史運作脉脉相通，澳門歷史的確屬於世界文明史框架中獨具特色的一部分。但是澳門歷史的研究在學科發展中如果只關注自身歷史記憶的挖掘和整理，而不把它提升到人類歷史發展的學術大河中去歸纳和比較，則很難提煉出地方史中的全球意義。澳門學要想突破地區學的約束，不僅要思考澳門的獨特性是什麼，更要深入剖析在過去幾經沉浮的歷史發展中，澳門的獨特性是怎樣產生的?其產生的過程能提煉出哪些人類知識體系當中有比較價值的道理或哲理，而這才是澳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普泛性，也是澳門學的真正意義所在。可要真正將澳門學整理出地方知識體系的世界意義，則必須打破學科單兵作戰的格局，考慮建構起能夠體現一種學術自覺乃至學科自覺的澳門學框架。因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上闡析搭建澳門學學術框架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