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自100余年前王国维将美学学科引入中国以来，注定已经成为以西方现代知识框架重建中国历史的工作。今天，我们一般倾向于更善意地看待这项工作的价值，把它称为中国美学的现代转换，但事实上，所谓现代转换几可等同于西方转换，现代和西方在此被赋予了统一的意义。那么，这种转换为中国美学史研究带来了什么？从正面看，它改变了传统中国“有美无学”的历史，使原本散乱的美的历史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近乎是灾难性的。比如自鲍姆嘉通以来，西方美学主要涉及人的审美活动，美学被等同于审美学；但在中国，美和审美交互并置，甚至美的实存比审美更具优先性。与此一致，审美无利害是康德以来西方美学的主流性观点，但传统中国(尤其儒家)却从不拒绝谈论美的认知和功利价值。同时，西方美学到黑格尔，从研究审美活动发展到研究美的创造性成果，即艺术，但与此比较，中国人理解的美却是无界的，它不但面向艺术，而且向社会和自然经验无限弥散。换言之，在中西之间，除了围绕美应该形成系统性知识有基本共识，两者在美学性质、研究对象上的龃龉和冲突几乎成为研究者每天必须面对的工作常态。据此，如果我们严格遵从西方预先给予的理论，同然能够建构出一部中国美学史，但这肯定不是中国美学的真历史。 在介入中国传统地理、地图和山水画的讨论之前，我先谈中国美学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原因在于其中的地理、地图溢出了常规美学的框架。而中国山水画，即便今人习惯于将它视为美的艺术，并因此与西方理论更相匹配，但事实上它涉及的仍更多是哲学以及自然认知的审美化问题。就此而言，做中国美学史研究，起码要在西方给予的理论与中国实然历史之间保持弹性。而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中国历史的主体地位就永远不应被撼动。当然，除了中西之间的龃龉和冲突，这类研究也同时遭遇古今问题。比如在西方，虽然现代地理学多被视为严谨的科学，但西方早期，这一学科的审美特性依然压倒了科学。中国更是如此，自上古三代至明清，其社会长期停滞于前现代时期，科学的地理观至“五四”之后才开始占据主流。这意味着如果按现代地理、地图和艺术观念反向建构历史，那么，历史的原真性必然会遭到巨大扭曲和损伤。据此，在中西古今之间，中国美学史研究既要多元参照，又要避免以今格古或以西解中。如何兼顾人类审美经验的普遍性和中国历史的原真和原境，成为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对地理、地图与山水画关系的探讨，是对上述想法的一次尝试。它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甩脱诸多理论前见重建中国美学的问题史；二是借助地理、地图和山水画的关联探讨中国人自然认知的审美化进程；三是在地理、地图与山水的连续性中重新定位山水画，为这门所谓的心灵艺术确立更本己的坚固性。 一、中国美学视野中的传统地理 在一般意义上，人们看待地理与美学的关系，大多会注意不同地理环境对区域性审美风格的孕育以及地理本身的景观特征。如黑格尔所说，区域地理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①，这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孕育人性和艺术风格的因素来看待。1840年，德国学者克里克(Georg Ludwig Kriegk)在其一本文集中写道：“倘若一个地理学家不能像风景画家和诗人一样掌握地区美的特征，他描写的内容就欠缺真正的内容和最美的修饰。”②这则是直接将地理视为审美景观。比较言之，前者重视自然地理对人文性艺术的生成，后者重视它的外观形式显现的审美价值。但不管如何，美在此只是地理的衍生品或浮现物，并不涉及审美思维之于传统地理学建构的本体意义。或者说，在自然地理向美的生成或浮现背后，人们乐于相信有一种科学的自然地理学为其提供不可动摇的基础。 当然，地理作为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它的客观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尚无法达到科学的古代，这一生存空间却往往在认知层面便被审美化了。比如，从20世纪中国江浙地区良渚文化发现的玉璧和玉琮看，起码自距今4000余年前起，中国人就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并分别用圆形的玉璧和方形的玉琮作为天、地形状的象征。③此后，这种以圆为主、圆中含方的空间模式基本主宰了中国传统的地理认知。当然，就良渚所处的地理位置看，由玉璧和玉琮象征的空间地理观念，对早期中国仍是地方性的，它只能说明江浙一带先民以自我为中心规划天地空间的事实。但自传说中的伏羲、尧、舜时代始，黄河流域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地理中心，这一观念也随之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形成了对国家地理空间的跨区域整合和重塑。如司马迁讲：“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④这是以河洛为中心、以五岳为框架形成的天下地理结构。它可以层层外发，用距离中邦(河洛或中原)的远近标示文明与野蛮；也可以层层内倾，用向中央之地的聚集标示中原王朝对天下的统摄。人们一般把它称为中国传统国家地理的同心圆或同心方结构。 客观而言，天下本无中心，所谓中心只不过是人从自我出发形成的空间想象和筹划。在中国历史上，河洛或中原中心观念之所以能长期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地理观念，主要是这一地区的空间经验得到了国家权力主体的支持，并通过反复自我论证，使其成为与政治、文化中心相匹配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地理中心论往往是意识形态性的，是对政治集权合法性的象征性证明；在个体层面，人对世界的认识，虽然总力求客观，但事实上总是无法避免人主观经验的介入，而且这种介入重组了地理空间秩序，使其成为最适己的形式。至于地理空间由此被赋予的形式秩序和完形特征，则除了被视为是在按照美的规律造型，似乎难以找到更恰切的解释。同时，这种圆方模式和圈层结构，给生存于圆心、中邦或中央之地的人民带来的被环绕感、安全感、满足感乃至荣耀感，除了将它称为美感，似乎也难以找到更恰切的命名。这中间，由于人对空间形式秩序的需要往往先发于实然地理感知，美和美感在此就不能被仅仅视为地理的衍生物或浮现物，而只能作为地理认知的起点来看待。美学在此则显现出作为地理学前提并为其奠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