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0)03-0030-08 严格说来，“后人类”(Post-human)属于一个语义暧昧的概念，它更像是一个宣言式的、划界标识性的、充满文学色彩和审美象征意味的提法。因为它试图包涵的所指实在太过繁杂，涉及到的时间也太过漫长，结果“人类纪”与“后人类纪”两个纪年的界限应该清晰设定在何处都仍然是有争议的话题。所谓“后人类”这种“早产儿”式的概念由于划界太着急了，或许日后也将跟“后现代”这个概念一样，在长时段的学术史考察中陷入尴尬状态。回顾历史，“后现代”概念的兴起，是因为在某种情绪的驱动下，试图以之取代“现代”，可结果现代性却依旧在不断发展之中，这使得“后现代”尴尬地成了与“现代”平行发展的概念。“后人类”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它涉及到的时间段是无限长，以至于我们已可透过字面感受到了它的言说乏力和困顿局限。 尽管如此，“后人类”这个概念能够在当下出场并且获得学界关注和使用，说明它还是颇能反映出我们在这个风云变幻中的社会的某种情绪：对本时段发生的历史性转型而出现的某种不适应，以及由此积蓄起来的期待和焦虑。所谓“后理论”诸学说的兴起，本质上反映出的还是一种对之前固有理论和理念的当代反思。[1]作为“后学”代表之一的“后人类”理论，在提出伊始就内含着人类科技新时代所具有的思想张力，它并不单纯是一种审美知识型的理论考察，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这个时代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的认真思索。 早在1977年，埃及裔美国文学批评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就提出，由于人类形态可能即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人类”这一概念也应该被重新审视，他还由此宣告“人类主义”(Humanism)的结束和“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开始。[2]后来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又提出了“赛博格”(Cyborg)的概念，即人类的新形态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3]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设备等曾经的科幻内容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日常应用场景之后，“后人类”概念及其所涉身体理论开始获得愈加广泛的关注，成为当代美学、文艺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言，“后人类”已不再遥远，它正在迅速成为我们身边的日常现实。[4]而从“后人类”学术思潮所强调的“走向新的人类形态”这一基本脉络出发，我们可以获得反思传统范畴和构建新科技时代的“后身体”审美理念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一、“身心分置”：后身体美学的语境转换 虽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已经初露端倪，但实际上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这一时代最初级的阶段。借用一句比喻，如果人工智能的完备阶段是抵达珠穆朗玛峰的峰顶，那么目前人类取得的进步就像蚂蚁在山脚下刚刚迈出的那前几步。 尽管如此，在美学领域，各种新科技景观的出现确实已经导致诸多已无争议的基本理念开始遇到挑战。特别是在身体美学方面，传统的关于“身心一体”的基本设定开始出现松动迹象。传统身体美学的兴起乃是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点，以对“身”与“心”之间的二元对立为批判着力点。[5]于是有学者就以“能思的身体”(Mindful body)概念来强调身体与实践两者之间的原初关系。[6]可在新技术景观中，身体正在被科技重塑，身心关系也到了必须被重新审视的时刻，而新的基本理念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最突出的即新技术景观中的“心—身”关系：经典身体美学所强调的“心寓于身”的心智建构理念，开始向新技术改造下的“身心可拆”和“身心分置”形态过渡。技术对人类身体的重新建构，是后人类纪语境最显著的一项特征，人类演化从自然生成由此变为技术化改造。而在这种语境下，“后身体美学”开始登场。 经典身体美学建立在对意识美学的批判之上，力图在抵抗意识美学的过程中凸显身体的源始地位。而“后身体美学”则建立在对身体不断技术化状态的体认和批判之上，故而其关注的不再是肉身与精神之间的“一体不可分”关系等传统身体美学议题，而是转而探讨自然身体与全新技术发生密切联系之后的“此在在世”问题，如在后人类纪中，“我”“身体”和“生命”等范畴应当如何再定义和如何继续维持其主体性，以及以何种形态在审美活动中展现出来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由于智能机器设备既可以作为身体的远端异地在场，也可以成为身体的近端延伸在场，“万物互联”趋势的加深则改变了古典身体时空观念。[7]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人类的“心”(“我思”)与“身”(“我身”)之间的关系也从“一体式”逐步发展为“可分离和组装式”。由于身体在新技术条件下已经变得可设计和可建构，故而未来我们将迎接一种所谓“身体的不确定性”状态，“身体”不再只指涉着“肉身”，还可以有其他人工样态。人和机器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机器深度融入人的身体，而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也开始更像“人”。[8] 在经典身体美学的理念之中，身体所占据的现实时空位置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俄罗斯哲学家巴赫金由此在《论行为哲学》一文里提出了所谓“外位性”概念，即“任何人都处在唯一而不可重复的位置上，任何的存在都是唯一性的”，而“我”由此“围绕这个唯一之点，以唯一时间和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展开着整个唯一的存在”[9]41。然而他在20世纪所强调的这种身体存在的“唯一性”，正在21世纪新技术景观中被视为过于保守的古典身体理念。“我思”的分有，以及“我身”的同时异地在场，这些与古典“唯一性”相抗衡的“身心分置”状况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通过技术辅助而可以实现的存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