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建构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邹芬,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广州 510631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新生政权合法性、回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的需要,毛泽东建构了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这一话语既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国家制度的具体领域,也包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具有自我完善机制等国家制度的总体特征。毛泽东在立足制度现实的基础上,采取了两种制度比较、新旧制度比较、立足社会发展规律、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大背景等具体方法。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的新中国制度认同,赢得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制度优势的认可。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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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2-0051-07

      国家制度优势是立国的基础,也是国家形象建构的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从十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建构了新时代的国家制度优势话语。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国家制度优势问题,并从多个维度对新中国制度优势进行诠释,为新时代的国家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奠定了基础。

      一、毛泽东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维护新生政权合法性、回应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质疑、促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方面的需要,毛泽东建构了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

      政权更替、制度转型是影响范围大、牵涉面广的社会变革。新生政权要赢得人民的认同,使人民由陌生到接受,就需要将其制度优势讲清楚、道明白。人民对新生政权的观察是从其制度优势开始的,对于新生政权的接受是建立在制度认同基础上的。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指出,对社会主义要广泛宣传,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二是因为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感到不安,制度变了之后感到不舒服。因此,“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①。宣传新制度,关键是诠释新制度的优越性,使民众通过对优越性的认知实现对新制度的认同,这使建构制度优势话语成为必要。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②。将制度变革称为“伟大的斗争”,反映了制度变革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人生活在制度中,制度影响人、作用人,人也可以选择制度、评价制度;制度不为人所认可和遵循,其作用就难以发挥。制度建构及其优势显现需要一个过程,人民对于制度的观察、选择、认可同样需要一个过程。维护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促进新生政权的巩固,促进人民对新生政权的认同,需要建构制度优势话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需要解决的众多矛盾和问题,制度建立是其中之一。制度由酝酿、出台、实施到效能显现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过渡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引起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不满,甚至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对于社会主义的怀疑论、悲观论兴起,当时党内党外都有人怀疑“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优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要搞多久”,甚至有人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排队”③。这些质疑和认识上的偏差如不及时引导和回答,将妨碍人民对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成为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转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社会是新中国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顺利推进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需要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说明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使民众产生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期待。毛泽东指出,“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④。建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诠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引导人民认清新中国的发展方向,认清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必然,消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阻力,从而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二、毛泽东建构新中国制度优势话语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国家制度建构的重要时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都奠基于此时。对于新中国的制度优势,毛泽东从多个维度进行阐释,既涉及国家制度的具体领域,也包含国家制度的总体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范围执政。一方面,毛泽东注意塑造政党形象,确立政党权威。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⑤。这是对党的形象的基本定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流传甚广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年底,政务院在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也没有请示毛泽东的情况下,仓促批准了财政部提出的修正税制方案,结果引起物价波动,不少地方和领导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这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责令主管机关对新税制与旧税制各自的利害、新税制引起物价波动的原因作出解释⑥。经历新税制改革之后,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指出,“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我们是依靠政治来领导,离开了政治就谈不上领导”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党领导一切的开始,并明确了党的领导方式,体现了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坚持党领导一切,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确保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实现。1953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报告时,加写了如下一段话:“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⑧在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这是主要的关键”⑨。这些论述说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明确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要求,既有利于维护中央权威,也有利于国家事业的发展。新中国之所以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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