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

作 者:
桑兵 

作者简介:
桑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清代以来的学术、大学与近代中国,近代中日关系等。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关于《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有面向全国人民、中共全党以及中共军政领导三种解读。判定的关键在于弄清楚《论持久战》的本义,尤其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论持久战》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中共历来主张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针,对于全国军民而言,就是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批评国民党军事当局所采取的阵地专守防御战法,中共领导的军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由此可见,《论持久战》的主要言说对象是全国军民,尤其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军政领导层。运动战为主的方针建立在工农红军长期的作战实践基础上,是以弱胜强的有效战法,在世界军事史上独树一帜,未经改造的国民党军队无力完全采用,从而导致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程度的加剧。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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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1;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0)07-0098-16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总结全面抗战展开十个月经验教训所写的名篇,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性质、过程和发展阶段,历来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以往多就字面意思加以阐释和解读,并不会产生多少疑问。近年来,随着相关历史的研究逐渐扩展,文本与史事如何相互印证,成为深入探究的取向之一,与之相应,围绕《论持久战》的各种质疑与困惑也日见增多。其中的一大问题,就是言说对象究竟是谁,换言之,即《论持久战》是为何以及对谁而写。现行的各种意见说法大都言之有据,有的更是旁征博引,曲折周转,可是相较于文本与史事,总觉得未必得当,因而心有未安。有鉴于此,应当回到文本本身,首先理解作者的本意,然后再考虑朝向各个方面的引申之义。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论持久战》的言说对象,与弄清楚《论持久战》的本义其实是一事两面。关于此节,最为典型的是坊间乃至学界一些人认定,以往都认为《论持久战》旨在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可是,随着材料的增多和视野的拓宽,发现“持久战”并非发端于《论持久战》。于是出现不少探源之说,意在找寻持久战的发明权,从而改变持久战始于《论持久战》的误解,甚至由此演变出所谓《论持久战》因袭前人的种种说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有的解读者和追究者将提出“持久战”战略与写作《论持久战》的旨趣相混淆。“持久战”的军事原理早在20世纪1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的正规军事教育领域,后来更发展成为中国应对日本侵华野心及行动的普遍共识。全面抗战爆发后,持久战是中共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不仅中共中央成员众口一词,各地各级党政军领导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方面或范围加以论述,口径基本一致,可见这是中共决策层的集体意志,并非到《论持久战》才形成和提出这一战略方针。同时,国民党、国民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对于持久战也并不陌生。除了妥协投降者外,只要是主张对日抗战,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必须是长期的持久战。①尽管国共双方的持久战理念以及实施办法事实上相去甚远,《论持久战》既非一般性地提出持久战的主张,也不是中共首次提出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那么,人们自然会问,毛泽东倾心用力撰写《论持久战》,究竟意欲何为?

      本来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相当清晰的,只是由于对《论持久战》的本意存在诸多误读错解,加之围绕《论持久战》的写作和发表,国内外党内外在军事、政治方面发生了一连串重要事件,与《论持久战》涉及的史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影响到对于文本的解读,于是导致各有侧重的理解,毛泽东的写作旨意反而成了聚讼不已的问题。杨奎松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一文专列一节讨论《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一文的初衷》,引述了先行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并做出自己的评判。

      以作者关注的问题为聚焦点,先行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美国学者瑞贝卡·卡尔的《毛泽东传》(龚格格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认为,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是想要让读者们相信:“只要所有中国人联合起来,找到正确的作战方法,中国完全能够在目前的形势下生存,有能力对抗日本,也可以赢得这场战争。”②这也是通常人们所熟知的看法,多数相关著述基本采用这样的说法。不过,在杨奎松看来,这未必是毛泽东发愿的初衷和专文论说的主要目的。表面上,文章的标题就叫“论持久战”,文中也明确讲主要想讨论的确是持久战的问题。但作者也明确表示,《论持久战》主要不是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该不该打持久战,而是针对“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等等问题,来阐述“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

      其二,刘益涛《激流勇进——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认为,《论持久战》主要是为了“解决指导全党进行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杨奎松称这一看法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毛泽东虽然说这篇文章是写给“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共产党人的主张“还未为全国大多数人民所完全了解”,需要做“宣传解释”的工作。但是,他紧接着写道:抗战以来,发生了各种急性病。“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轻视”“怀疑”“不赞成”八路军的游击战战略方针的“有些人”,不是大多数人民,甚至也不是“友党”“友军”,而是党内有些同志。

      其三,在刘益涛观点的基础上,杨奎松进一步揭示《论持久战》的潜在主旨。所讨论的重点在于下面的结论:

      《论持久战》的主旨其实不在论证中国该不该和能不能进行持久战,而是通过宏大的视野和中外历史的比较,着眼于说明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毛泽东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显然与此前发生而此时仍未解决的党内争论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坚持游击战争必能挫败日本这一判断并详加论证,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中国因为弱于日本,战争初期正规军的作战固然重要,却无法持久。但因为中国大,日本只能占领有限的地区,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战争进入到敌我相持的阶段,并且为我在敌后敌人控制不到的广大地区留下广阔的活动空间,便利我创造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持续不断地发展游击战争,持久地消耗敌人的力量。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所以能够坚持抗日到底,根本在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共产党从来就长于做民众工作,“过去内战时代的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就得力于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了的民众”。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自然“比内战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因此,只要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不愁组织不起人民的游击战争,也就不愁中国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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