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A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0)04-0012-18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于同年9月以油印本形式发表；其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分，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创造，成为他的哲学名篇。由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是以《实践论》为基石和中心而展开的，《实践论》成为毛泽东本人最为满意的哲学代表作①，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称为“实践论”；而《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撰写与发表，也就标志着“实践论”哲学体系的创立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对于“实践论”的创立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可以从两个坐标系来考察和衡论：一个坐标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标示出“实践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性成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乃至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另一个坐标系是中国哲学史，标示出“实践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认识论开展的代表性成果，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乃至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前一个坐标系阐发“实践论”的思想与意义，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展研究，并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而从后一个坐标系衡论“实践论”的思想与意义，则研究的深度和力度都相对薄弱、有待加强。笔者的这篇文章，着重从中国哲学史坐标系出发，对“实践论”的思想与意义作一新的探讨和阐发，以期推进这一研究工作。 一、毛泽东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由本体论移至认识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的重心由唯物史观移至辩证唯物主义，中国思想世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翻译了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同各种否定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展开了论战，进而有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相继问世，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进一步融入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不可割裂的有机内容。毛泽东由于当时正战斗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第一线，严酷的战争条件使他不可能参与这一哲学运动；但当他统率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即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对这一哲学运动的成果进行了认真研究和积极吸取，用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的经验与教训。这就有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撰写，有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问世，形成了“实践论”哲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实践论”亦是唯物辩证法运动的成果，而且是这一哲学运动的最重要成果，只是这个成果不是出自大城市的校园里和书斋中，而是诞生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是真正从中国革命的山沟里生长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一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讲解辩证唯物主义，一以体系化的形式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各有其特点和优点。但两书也有共同点，这就是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阐发上，都强调和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然后再论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这两书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大众哲学》全书共四章，除第一章《绪论》外，第二章是《本体论(世界观)》，第三章是《认识论》，第四章是《方法论》，体现了由本体论而认识论而方法论的逻辑展开。《社会学大纲》全书共五篇，第一篇阐发唯物辩证法，后四篇阐发历史唯物论；在第一篇中，第一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和发展史，第二章论辩证唯物论，第三章论唯物辩证法，第四章论认识论和论理学(即逻辑学)，体现了由本体论而方法论而认识论的逻辑展开。 这种逻辑结构的形成，除了理论的原因外，还有现实的原因。这就是在唯物辩证法运动兴起的同时，发生了唯物辩证法论战。这一论战的两个发难者，一个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张东荪，另一个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他们虽然主张各异，互相攻击，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本体论问题上，则呈现出殊途同归的一致性：张东荪从人文主义哲学立场立论，强调本体论之于哲学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叶青则以科学主义哲学态度出现，强调哲学应当科学化、实证化，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变成了实证性的科学，由此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否定，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对当时中国人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这就使得艾思奇、李达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以此作为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而当毛泽东在陕北集中精力思考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思想上的敌人，已不是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发难者，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这种党内的教条主义，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危害。从思想根源上克服这种危害极大的教条主义，使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不再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成为毛泽东在当时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他在1937年6月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教条主义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3](P508)他由此提出了党的哲学建设的大目标：“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3](P510)他在抗大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并发表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实现这个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