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汉语文法学三百年鸟瞰

      每种语言都属于各自的民族或国家，而对其学习和研究却是世界性的。15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的帷幕徐徐开启。欧洲人文主义者相信，古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中包含中世纪欧洲缺乏的人文性，主张用“复古”和“外求”的方式寻求新识。来到远东的传教士关注并珍视中国语言文化，而来自中国的新知，正是欧洲学者修正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来源。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洋①汉语文法学逐步形成并日趋成熟。最早运用拉丁文法框架分析汉语的是多明我会士。此后，一些未到过中国的欧洲学者（各自身兼文学、东方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植物学、医学等不同专长），尤其是罗曼语学者，借助多种途径了解中文知识并撰写论著，欧洲本土汉语文法学应运而生。在西洋汉语文法学大发展的19世纪，日耳曼语学者走到了前台。所谓“西洋汉语文法学”，即这一时期西方学者为西洋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所提供的文法知识系统。

      西元前1世纪，希腊学者狄奥尼修斯·特拉克斯（Dionisius Thrax，前170-前90）在《读写技艺》或《文法技艺》（Téhnē ）中，将定义为“有关诗人和文学家使用语言的实际知识”，该书包括六部分：语音韵律、解释词语、讲解熟语、探讨词源、形态归纳类比规则、评价文学作品。中国传统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以及虚字、辞章。可见二者的研究范围相当接近，明显区别就是：希腊语有形态研究，汉语有虚字研究，而这一区别植根于各自语言结构类型。古希腊文法学范式在欧洲流传下来。多明我文法学派的蓝本是西班牙文法学家内布利贾（Antonio de Nebrija，1441-1522）的《拉丁文基础》（Introductiones Latinae，1481），包括形态、句法、正字法、韵律、修辞、词表六部分。直到19世纪，西方的grammatica仍然等同于“文法学/语言学”，即文字+语音+词语+词源（形态词类）+句法+用法。这就是近代西洋汉语文法学要比20世纪“语法”（词法+句法）丰富多彩的历史语境。

      对于西洋汉语文法学论著，无论是世界文化交流史，还是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尤其是语言学史，都有深入研究之必要。虽然各自旨趣和方法不尽相同，但是资料和成果可以共享。就语言学史而言，旨在梳理三百年西洋汉语文法学的来龙去脉，其方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归纳—推阐”，其目标是编撰“西洋汉语文法学史论”。在这三百年中，涌现出一批批不同语种行文的汉语文法学论著，散落各处，知晓不易，寻求更难。从2000年以来，笔者共寻得原著60余种（除早期失传的），基于原著梳理和前人研究，2008年提出“西洋汉语文法学三代说”：第一代多明我汉语文法学为主流（17世纪），第二代罗曼汉语文法学为主流（18世纪），第三代日耳曼汉语文法学为主流（19世纪）。所谓“三代”并非周遍性概念，而是突显性概念，意在建构一个可操作框架。本文就其代表性著作加以讨论，以展示三百年西洋汉语文法学史概貌。

      一、17世纪：多明我汉语文法研究

      不仅由于语言结构的差异，可能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而且由于学习汉语的情况与教学方式的差别，也可能形成研习汉语的不同流派。早期耶稣会士（以意大利人为主）注重语音记录符号（主要向当地人学习汉语），制定汉语罗马字；多明我会士（以西班牙人为主）则注重话语结构理解（主要通过课程教学），着重研究文法，由此形成了研习汉语的“耶稣会语音学派”和“多明我文法学派”。

      （一）耶稣会语音学派与多明我文法学派

      1577年，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抵达澳门，组织传教士向当地入学习中国语文。1579年和1582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相继来华，在澳门学习官话和汉字。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编撰《宾主问答释疑》，供会士学习汉语会话。1585年到1588年利玛窦等编纂《葡—中词典》。1626年，金尼阁（Nicols Trigult，1577-1628）刊行《西儒耳目资》，第一编是总论《译引首谱》，第二编是从罗马字查汉字的《列音韵谱》，第三编是从汉字查罗马字的《列边正谱》，这无疑是“耶稣会语音学派”研习汉语的集成之作。

      与之不同的是，“多明我文法学派”肇始于马尼拉。1588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音译柯伯）到达马尼拉，很快学会了中国语和常用汉字，通过翻译《明心宝鉴》研习书面语。高母羡不但是中文典籍西译的第一人，而且博览古书，并用文言撰写《辩正教真传实录》。②作为西洋汉语文法学的开拓者，高母羡撰有《中语文法》（Arte de la Lengua China，1592）、《中文词汇》（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和《汉字技艺》（Arte de laLetras China）。对于《中文词汇》（即词典），高母羡有所说明：

      汉字数量庞大到无法数清，但日常使用并不那么难。即使如此，也不能减少词汇数量。我们编写这本词汇就是为了让后人不要像我们，在开始学习时遇到如此巨大的困难。③

      雷马萨尔（A.de Remesal，1575-1627）引用马尼拉方济各会士蒙蒂利亚（F.Montilla）的话说：

      高母羡认为中国书写是一门艺术，中文至少包含六万汉字……于是他将汉字分为四类：极常见字、常见字、特殊用字、生僻字。因为用的、看的、听到的每个词都有对应的汉字，于是蒯梯夫-艾卡德（Quétif-Echard）就把该书题名为《中文词汇》（Vocabularium Sinese）。在许多类似的作品中，此为敢于进行此项工作的第一部。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