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皮尔斯符号学到语用整体论

      一、绪论：索绪尔传统

      本文旨在以意义为主线，厘清一种语言观百年来的变迁，但适合的开头却是与之对立的索绪尔，因为他的语言符号学在语言学界的影响远超其他符号学思想。不过，尽管其成就巨大，却也逐渐显现出短处：用二元论方法观察抽象语言系统，不适于解释具体言语交际。

      1.1 抽象语言观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有一个基本理论先设：研究对象是“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索绪尔2002：107）。那么，符号就只是抽象、隐性的社会主体所拥有的抽象、静态的语言系统中的符号。由此决定的基本理论方法就是：“在静态语言学里……按惯例把事实材料加以简化”（索绪尔1980：145）。这种抽象语言观和方法论的必然后果就是符号二元论。

      1.2 符号二元论

      符号二元论的表现有三：二元符号、双层语义、编码交际。

      索绪尔（1980：102）“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即符号具有所指加能指的二元特征。概念就编码在抽象的语言符号中。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编码属性。这种符号二元论被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接受；在所谓的“乔姆斯基革命”后，也依然被形式学派所继承（Chomsky 2000：9）。

      

      假设语言符号本身具有概念，要解释意义的传达，就必须设置另一个层次，即思想中的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Chomsky 2007：14）。这样的双层观，在从格莱斯主义到关联论数十年间语用学的发展中，也同样受到认可，尽管语用学研究常常站在乔姆斯基的对面。比如关联论也区分语言语义（linguistic semantics）和真语义（real semantics）。（详后4.1节）

      认可编码语义，就必然认可交际的编码解码模型，即把语言交际当作一个信息传递过程，由概念到语音的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的循环组成（索绪尔1980：33）。该模型缺点很明显，因为言语交际不是发电报，不只是语码与语义一一对应的信息传递。为弥补这一点，自语用学兴起后，语用推理（inferring）受到重视，形成解码加推理模型。但其中解码仍是必须的，本质依然是编码交际，推理只是附加在解码后的调适（Carston 2002）。

      1.3 质疑

      Ogden & Richards（1923）最早对索绪尔的“语言”定义提出直接批评，认为“由于完全忽略了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从一开始便与检验、证实的科学方法断绝了任何联系”。他们还指出二元符号论的根本缺陷是缺少对符号的解释过程，这个过程并不能用二元定义一带而过（奥格登、理查兹2000：4-5，18）。Piaget（1968）对各研究领域中的结构主义做了检验和反思，指出索绪尔“在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和个人话语之间造成对立”（皮亚杰1984：60），是“静止的结构主义”。静止性，尽管对索绪尔个人而言未免不甚全面（详后第六节），却终成各方质疑结构主义的靶心。

      在符号学方面，Meyer（1996）指出结构主义的主要缺点是静态、非个体，不关注信息交际，意义是符号系统内部意指过程的结果，符号是自给自足的先验存在，所指也是先验存在的观念世界。在身势语研究方面，McNeill（2005）以言语并发手势为依据，质疑形式意义映射观和交际编码模式对意义及其传递的解释并不充分。在会话分析方面，Enfield（2009：Ch.1）认为不能把静态/动态、任意性/理据性、抽象/具体这样的二分法理解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些关系实际上并不对称，因为我们总是被牢牢锚定在语境中的交际符号的动态、理据、具体的范围之内。所以，把意义当作语言符号的构成属性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一个静态、任意、抽象的符号观，不足以描写事实，不足以成为恰当的分析框架。在语用学方面，Burton-Roberts（2013）指出，这种部分论（mereology）理念不足以解释意义问题。二元论把声音和意义比作一页纸的两面，二者独立而对称；但能指所指的关系其实并非如此，从声音到意义是单向的。部分论主张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二者关系无法自解（self-explanatory），只能诉诸非自然的任意性假设把二者联系起来，这正是该理论的弱点。对部分论静态二分法的质疑也适用于另一对概念：语言和言语。（2014：2）指出，索绪尔并没有解释语言如何从言语中产生出来。这使得索绪尔的“语言”概念成了纯理念化的空中楼阁。

      就语言分析实践而言，“静止的结构主义”不过是事后归因（post hoc）。结构主义学者曾经认为，结构能解释意义的一个证据，是可以用不同的结构分析区分歧义，经典例句如“在火车上写标语”“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确实，不同的结构图可以展示不同的意义；但是，语言形式本身却并未提供任何线索，分析者是首先认识到意义的差别，才能用划分不同结构的方法表达出来。所以，不是形式决定意义，而是意义决定形式。那么，从语言使用的动态着眼，该如何认识意义？

      二、溯源：回到皮尔斯

      2.1 三元特征

      皮尔斯不如索绪尔那么幸运，在世时少有论著发表，去世后大批手稿无人问津，数十年后才陆续出版了一部分，但最终在20世纪末激发出“回到皮尔斯”（赵毅衡2014）的风潮。作为哲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的皮尔斯，关心的是意义如何表达。他对符号的定义是“相对于某人、在某个方面，能代表其他的某种东西”（Peirce 1955：99）。任何事物只要独立存在，并和另一事物发生了联系，而且可以被理解，就是符号。人们常常关注皮尔斯的符号三类别①：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规约符（symbol），但是就言语交际研究而言，更应该重视皮尔斯符号过程（semiosis）的三元特征。符号实现意义的过程由三部分——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men）、符号目标项（object）、符号解释项（interpretant）—共同作用完成。符号过程的核心是对替代关系（stand-for relation）的解释。符号就是代表项，意指（signify）代替目标项，符号的接受者受其指引经由认知解读得出解释项。解释项可能等同于目标项，也可能有差异，因为有理解也就可能有误解。皮尔斯特别强调，这种三元相互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拆分为二元一组的活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