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台湾的抗战军事史，限于史料开放与研究环境，最先系由军方进行编纂与研究，这一工作自战时便已展开。然而，台湾学界对于军方的成果不甚满意，知名军事史家刘凤翰，批评国军流传的抗日战史著作有繁有简，重点取材各有不同，但看多了都是同一资料来源——军方出版各书。他率直地指出，其中有些著作是“炒冷饭”或“回锅肉”，另有多数著作则是“每年剪剪贴贴，增增改改编编，换换题目出书，没有新义，缺少新的资料加入，更无研究发现”。刘凤翰肯定台湾三军大学编纂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是战略性高水平的研究，但对其他著作评价很低。他认为军方成果所以如此，是因为史政单位不培养专业人才，军官管史政，流动性大，主管对史学缺乏正确认识与修养，文宣与史政混淆，禁忌太多，又不敢秉笔直书。① 刘凤翰是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学界先驱，他对军中战史的评价，当有一定合理性。迄今，台湾学界对于军中战史的看法，似乎仍延续其见解，认为军中战史为资料堆砌，或是觉得对国军自身歌功颂德过甚。不过，刘凤翰是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抗战军事史研究，在此往前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的30多年时间，军中战史发展过程为何?写作特色为何?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草创的抗战军事史研究，与军方多年的发展关系为何?种种课题，似仍有梳理探究之价值。 刘维开《〈抗日战史〉的前世今身》一文，已就军方的重要著作《抗日战史》编纂历程做了深度分析②，本文探讨不限于该著作，系就台湾抗战军事史研究的整体进展作分析，并不可避免地从军方的编纂与研究展开，分梳其演变脉络，然后再探讨学界研究历程，析论与军方的关系，最后再归纳学界当前研究重点。论述过程特别注意方法论的变迁，并探究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③ 二、军方的编纂与研究 (一)战史编纂的历程 正如一般史学发展总是由整理史料开始，军方抗战史的发展，亦是从编纂整理开始。这个工作在战时便已展开，初始并非提供历史研究，而是各有目的，其内容概可分为内部资料、军事教育丛书、宣传书籍三类，前两者多属机密，后者则求推广流通。 内部资料为各部队与各级单位普遍编制的战斗要报、战斗详报、阵中日记等，是军方制式的内部报告，作为各部战绩的记录，是历史的一部分，可视为抗战史编纂成果。军事教育丛书的目的是面对大敌，检讨得失，教育来者，求不断精进，为当时所重视，在重要作战之后，统帅部往往要求各机构、各部队进行检讨，然后编刊相关书籍，如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印的《徐州会战国军作战经验》④《武汉会战期间国军作战之经验教训》⑤，第五军参谋处编的《昆仑关战役纪要》等。⑥就宣传书籍而言，军事委员会于战争爆发各周年，发行纪念特辑，述有军事概况，如全面抗战爆发第一周年出版的《抗战一年》⑦，第二周年出版的《抗战二年》等。⑧各部队也出版战史，以求激励士气，振奋人心，或是宣传自己部队的贡献，如海军总司令部出版的《海军抗战事迹》⑨，又如第十二集团军编有《粤北大捷》⑩，再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薛岳)编有《长沙会战纪实》(11)《第二次长沙会战纪实》(12)《第三次长沙会战纪实》等。(13) 何应钦身为参谋总长，是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国军将领，其于战争期间，对内部有军事报告，性质可说是内部资料(14)，另外其每逢七七，皆有公开发表文章，记述战争经过，至1942年5月，这些书稿集结为《五年来之抗战经过》(15)，公开发行，其性质倾向宣传。 战时编纂抗战军事史的一个主力，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该会于1939年成立，其设置目的为指导编纂战史，以及战略、战术之研究与改良。委员会内设编纂、编译两组，前者负责中日战史之编纂，后者负责日俄战史及世界大战史之编纂。(16)在抗战过程中，该会搜罗许多军事机构和部队的档案，并且展开中日战史的编纂工作，战争结束之初，部分初稿完成，其目标为以史为鉴，可说是军事教育的一环。(17) 因此，抗战期间军方虽谈不上“研究”抗战史，但其内部报告、军事教育丛书、宣传书籍三类编纂，已有成果。 战后初期，军方在战史编纂方面续有产出，如何应钦对历年所记战争经过进行摘要汇编，内容大抵承袭《五年来之抗战经过》一书，出版了《八年抗战之经过》(18)；时任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亦出版了《抗战八年军事概况》；参谋总长陈诚则出版了《八年抗战经过概要》。(19)另外，第九战区的幕僚人员，为宣传薛岳的抗战事迹，出版了《抗战纪实》(20)；第三方面军的人员亦出版其战史，彰显汤恩伯的功绩。(21)这些著作之内容，系通过对历史经过的铺陈，突显国军抗战的贡献。 国府迁台以后，政权风雨飘摇，军队与组织机关皆有待整顿或重新建立，而军中历史编纂单位此时并未缺席。蒋介石十分重视战史教育，这使得没有直接效用的战史，在军中仍具一定地位。 “国防部史政局”是当时最重要的战史编纂机构。先是，前述之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于1946年改称为“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继续进行编写中日战史的工作，1948年该会完成初稿，随后将所有稿件于1949年移交“国防部史政局”。“国防部史政局”前身是国防部史料局，于1946年建立，未几改为史政局，后来在战乱中缩编为史政处，该处将这批稿件运送台湾，组织也随着播迁。(22) 1950年伊始，“史政处”即展开战史编纂委员会的中日战史初稿修正工作。1962年，稿件奉准由“国防部史政局”出版，定名为《抗日战史》，至1968年全部出齐，连同1册《总目录》，共101册(以下简称“百卷本”)，是军方出版篇幅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战史丛书。(23)其内容可说是国军抗战史料的汇编，大量摘录战报、阵中日记、报告图表，即便是其中解释性较强的部分，也多为战时的军事检讨报告。由于来源众多，甚至有矛盾之处，至于日军的动态，采用战时国军的情报，未能直接接触日军史料，因此其研究性薄弱，将之视为史料汇编或不为过，可说是国军抗战史编纂集大成者。刘凤翰因评之曰：“此书尚不失为一套比较完整之资料书。”(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