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昆明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的文化和学术中心，与汇聚了众多自由作家而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明显有别，是因为吸纳了来自京津的三所高校和大批作家，以及来自上海的冯至、卞之琳、施蛰存等。来自京津的作家不仅有京派文学背景，还有鲜明的学院派特色。如果说桂林以社会文化批评为特色的话，昆明作家群体更多展露出学术批评的专业修养和理性风度。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连续招生，教师作家和文学青年对文学的共同追求，使得这一文化空间的作家代际差异鲜明而对话丰富，不仅实现了新文化运动知识谱系的顺利传承，还呈现出这一知识谱系层递性演化和积累的特点。这一特点随作家迁来而彰显，又因为抗战后作家迁走而消隐，不仅在此地消隐，也因为随后爆发的国内战争、政治鼎革而在全国范围内消隐。因此，从抗战内迁的历史视角考察昆明的文学生态变化，能够获得丰富的启示。 昆明何以“像”北京 初到昆明的作家有一句共通性的表述，折射出他们特殊的迁徙心态，那就是“昆明像北京”。①穆木天长诗《昆明！美丽的山城！》更是把昆明与北京反复并举：“在一切的时节，你都令我想象着是我们的古都北京……西山就像是北京的西山/你的城里城外，就像是北京的内城外城/你的酒馆、你的道路、你的胡同/都令我想起是在我们旧都的故城。”② 这种欲把昆明比北京的表述，其实是流离边陲的文化人心理投射的结果，就像林徽因致费慰梅的信中所写的，表达了那个时代文化人的普遍感受，混合着矛盾痛苦的心理：“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经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我们遍体鳞伤，经过惨痛的煎熬，使我们身上出现了或好或坏或别的新品质。……但我们信念如故。”③林徽因提到的“远离”对于理解迁徙者的情感非常重要，它是思念和想像的前提，尤其是在整个族群都被外族驱迫而远离故土的时候，对于“故土”的的思念会产生审美增殖。因此可以说，“昆明像北京”的表达是一种遥想故都的审美感受。这些学者作家在抗战爆发后考虑迁徙时，几乎都有以史为鉴的意识，而且多联系民族气节，卢沟桥事变后，吴宓多日阅读《顾亭林诗集》，与陈寅恪一起散步时，“谈明末事，与今比较”。④1937年12月7日到达南岳临时大学驻地之后，他的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了：“室甚轩敞，居之甚舒适，诚佳美之读书讲学地也。……比在孤独时，空闲暇逸多矣。”⑤1938年3月7日到达昆明之后游览市容，“觉其甚似北平(宜称北京)。盖自去年十一月南来所经历，唯有昆明可称故都北京之具体而微者也”。⑥从吴宓的表述中可以清晰看出平静的校园氛围和书斋生活对于心灵的滋养作用，特别是这种氛围和北京的关系深厚。 有意思的是，产生这种感觉的基本上是年长的作家，对于那些学生来说，这样的感觉很少出现。这从侧面反映出迁徙者的年龄越长，在某地耽留时间越久，对于新迁居地和故地之间的联想越丰富。 对于那些年轻作家来说，要么纵情书写昆明的山水，像高原文艺社的学生诗人，寄托着青年生命的热情；要么在离开昆明之后才形成关于昆明的丰富记忆，比如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散文，蓄满了对于自己青年时代的眷恋。远离精神故乡的不断回望书写，越来越显出古典气息，能够唤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对“北京”淡漠而在昆明深刻体验生命的年轻作家，往往把自我置身于广阔的世界场景之中，不断追索“人”生命与存在的意义，比较典型的如冯至、穆旦、郑敏的诗歌。 除此之外，还因为昆明的古典建筑风格、富有田园情调的自然风物神似故都，迁居重庆、桂林的作家如果联想到北京，往往是因为这些地方与北京的巨大差异。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昆明的城市建筑和北京相似，富有田园情调的生活氛围和节奏也与北京相似。⑦这种典雅悠缓的古城氛围，有效地疏解了迁徙者因为战争的精神焦虑，使他们很快兴发文化事业重建的信心。沈从文20世纪80年代初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还记得初到昆明那天，约下午三四点钟，梁思成夫妇就用他的小汽车送我到北门街火药局附近高地，欣赏雨后昆明一碧如洗的远近景物，两人以为比西班牙美丽得多，和我一同认为昆明应当是个发展文化艺术最理想的环境(过了四十年，我还认为我们设想是合理的)。所以后来八年中，生活虽过得很困难不易设想，情绪可并不消沉。”⑧温润优美的的自然风景，唤醒了这些作家心灵深处的诗意，对于他们的文学审美心理也是良好的调整。穆木天在北京居留的时间并不长，他的文学起步地点其实是在东京，但是昆明给予他的感觉也是“像”北京。短暂居留昆明的巴金和冰心，因为对于北京的深刻印象，也不期然产生了这种感觉。冰心在离开昆明之后仍然充满深情眷顾这个城市：“喜欢北平的人，总说昆明像北平，的确地，昆明是像北平。第一件，昆明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光煦的晒到脸上，使人感觉到古都的温暖。近日楼一带就很像前门，闹烘烘的人来人往。”⑨老舍甚至幽默地认为“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⑩既指昆明的建筑特点，也贴合京派作家大多迁居昆明的事实，侧面印证了京津作家对昆明文学生态的深刻影响。 迁居作家对此地风物的书写，折射出两重意味：一是对于北京生活状态的眷恋；另外则包含了一种潜在的意图，那就是重建北京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学术氛围。这和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作为以及在抗战中坚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事业在心理上是一致的。文化学术的延续与发展，需要对于学术本身的深入钻研，也需要生活情趣与审美心态的平静滋润。长途跋涉而来的迁徙者对于“北京”的眷恋，体现的是他们心灵深处对北京文化氛围和文学生态的固守。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学院派作家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抗战期间成为显著现象的学者散文创作，既丰富了昆明的文学生态，也对于这些学者的学术事业助益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