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0)-02-0060-16 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融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其后中国外交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修约”与“废约”成为两个响亮的时代口号。在人们的印象中，所谓的“革命外交”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精神底色，但是就20世纪20年代的中美关系而言，学界的研究仍受制于革命外交的思维定式，造成该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仍有薄弱之处。而在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中，“反赤化”口号的提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中国内部南北矛盾逐渐突出之时，一部分人认为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是受苏联影响，因而对苏联加以谴责，反对“赤化”。“赤化”本身并非源自中国内政，最初主要针对苏联和各国的共产党。同时，这一革命话语被引入中国后，又与中国自身对华盛顿体系的失望交织在一起。在北京政府时期，“赤化”所指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更主要的就是指改组后的国民党。早在1924年11月，英美报刊就开始攻击孙中山为“过激”“赤化”。“反赤化”口号的提出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军事行动正当性和执政合法性的工具性需求，是北京政府为打击国内反对中央政府势力所提出的应对措施。而从国际关系史和跨国史的视角来看，反对共产主义则是美国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一贯立场。尽管中外以“反赤化”相号召，但在“反赤化”名义背后却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 一、北京政府对俄国革命的反应以及知识界的争论 在北京政府的外交文献中，一般将俄国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称为“过激党”，而最先受到俄国革命影响的区域是新疆和东北地区。辛亥革命后，新疆特别是阿尔泰地区遭受沙俄势力的侵犯，直至1917年才逐步恢复。新疆省省长杨增新在1919年1月致大总统的函电中，就表达出对苏俄“过激党”势力渗入的担忧，指出新疆与苏俄的一些少数民族同种同文，“在我国不能保俄土回缠之不来煽惑，而能保我国回缠之不受煽惑，中国回缠既不受煽惑于欧战未停之先，必不受煽惑于欧战既定之后，既不受煽惑于俄乱极盛之时，必(不受)煽惑于俄乱将平之时。然俄土既有煽惑华人之计画(划)，我国自不能不严加防范。惟在新疆之英俄回缠，亦应请英俄领事转饬各属英俄商约，严加约束，以免受俄新党煽惑”①。 东北的情况与新疆类似。1920年1月，哈尔滨警察局报称，苏俄多数党正在散布传单、联络华工，形成“内外相应”的局势，为进入哈尔滨作准备。1月29日，东北一家工厂内发现华、俄工人秘议罢工，并发现制作完成的5000多面旗帜②。这一事件引起北京政府的重视，要求东北边境严密布防。当时，中国政府对于“过激党”的担忧主要是俄国革命及共产主义(或“均产主义”)对中国民众可能造成的煽动。此时的新疆和东北是中国国内接触“过激党”和俄国革命相关情况的主要信息来源地，不少边境官员都记载了对于“过激党”煽动民众进行武装革命、颠覆现有政权的恐惧。 1920年10月，驻俄七河省商务委员赵国梁向杨增新报告，苏俄内部有中国社会党的组织，其中有华人数十人，最初是在苏俄军队的中国籍士兵中选出识字者送入“社会主义传习所，六个月速成毕业，分往中国”，在中国内地专门传播社会主义。杨增新据此认为：“查俄新党自实行社会主义以后，全国人民失业怨咨为害，已属不堪。兹该党又引诱华民入传习所学习社会主义，以为毕业后遣回中国，分途煽惑之谋。实为吾国大患。据电前情，除饬各属文武严密防范外，应请通行沿边各省。一体防范，以遏乱源。”③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过激党”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本已存在的民族和宗教因素相联系。因此，杨增新表达了进一步的担忧：“唯旅俄华缠，半多下苦佣工，无知无识之游民，最易受外人煽惑，其均产主义，贫苦之人尤易煽动，自应严防，免生意外。应由各道尹督饬各知事、各县佐，实行保民政策，实行养民政策作根本之计划。”④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W.J.Oudendijk)1920年11月26日告知中国外交部，一名荷兰人斯内弗里特(Sneevliet)被莫斯科“过激党”派往远东运动革命，提醒中方注意，严禁其入境，并于27日电告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新疆督军杨增新以及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⑤。北京政府最初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边境情报，此时使用“过激党”或“过激主义”来描述列宁所领导的政党，将其视为中国边疆安全的威胁以及一种不利于稳定的力量。同时，新疆与东北的官员都指出，需要防止少数民族与下层民众受到“煽惑”，表明他们对俄国革命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边地的难民、溃兵以及列强驻华外交人员的报告，进而认为“过激党”影响中国的方式是安排华工入境以及通过文字资料进行政治宣传、开展暴动以颠覆现政权，建立“劳农政府”。因而，他们采取的措施：一是分散回国华工，以免聚众闹事；二是加强边境的审查力度，华侨回国需要申请证件，但是相关机构需要“慎重处理”，以免“过激党”分子进入。⑥ 在内地，1919年3月21日，北京政府接到使团密报称，苏俄“过激党”将于22日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西伯利亚动乱、中国、日本及欧美等国的社会运动，以及联合德国、波兰境内的过激派势力等。使团的报告引起了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视，经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所查，“确有其事”。同一时期在天津也发现了“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盟、罢工、共产等邪说”⑦的宣传册，在内务部看来这对地方治安有极大的妨碍，需要严厉依法查办。1920年5月，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哈尔定(M.H.L.Harding)向北京政府反映，在漳州出现宣传过激主义的各种小书和报刊，陈炯明参与了其刊印发行过程，鼓吹过激主义⑧。北京政府认为这一行为无异于煽动叛乱，责令内务部和交通部予以严密查禁，以便更好地维护地方治安。但是，华南地区属于西南割据政权，北京政府的命令对其不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