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说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们协同合作达成互动目标的手段或工具（Austin 1962；Levinson 1983）。在医疗诊室中，患者向医生寻求帮助，以达到缓解症状或治愈疾病的目的；而医患之间的对话则是完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Heritage & Maynard 2006a，b）。高质量的医患沟通不仅有利于医生获取充分的信息，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同时有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Maynard 1991）。以往研究发现，医患沟通的质量与患者遵医嘱程度、康复水平、和对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显著相关（Stewart 1995；Haskard & DiMatteo 2009）。因此，医患沟通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及应用价值。 处方决策被认为是医患沟通的核心部分。尽管不同的社会文化、医疗科室有所差异，医患沟通的整体结构却大体相似，包括：问题陈述、信息搜集、诊断建议、处方决策这几个阶段（Byrne & Long 1976；Robinson 2003；Wang 2019）。患者前来就诊不仅为获知诊断结果，而且期待获取治疗建议和药物，缓解症状、治愈疾病（Heritage & McArthur 2019）。因此，处方决策前的各个阶段被认为是为处方决策所做的前期准备。 作为医患沟通的核心阶段，处方决策过程中的互动行为吸引了许多西方研究者的关注。目前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医疗处方建议行为的分类（Stivers 2005a；Stivers et al.2018；Tate 2018），患者对处方建议行为的回应（Heritage & Sefi 1992；Stivers 2005b），处方建议行为与患者回应行为的相关联系（Stivers 2005a，2005b；Thompson & McCabe 2018），引起患者抵触处方建议的社会因素（Bergen et al.2018）等。总体来说，西方现有文献对处方建议的话轮设计特征、患者对处方建议的接受程度关注较多，对处方建议行为的序列组织形式关注较少（Barnes 2017）。 在我国的相关文献中，关于医患互动行为的研究十分缺乏。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医患沟通的结果，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医患冲突发生的原因，从而找出改善医患关系的途径（邓梦筑、耿仁文2013；姚坚2010）；较少的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关注医患互动的实际过程，聚焦医患互动行为的具体构成和运用。由于中国社会文化与医疗体制的特殊性，对于医患沟通中处方建议这一互动行为的理解不宜完全依赖英美研究成果。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拟对我国儿科语境下医生的处方建议行为开展研究。基于前期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儿科治疗方案的决策通常通过两个阶段进行（详见Wang 2010，2017）：首先是治疗方式的决策，其次是处方药物的决策。治疗方式决策主要包括：口服治疗、输液治疗、住院治疗。当治疗方案涉及口服处方药物时，医生与患者通常需要对处方药物的选择进行讨论。 本研究关注儿科诊疗环境中处方决策活动的后一阶段，即处方药物决策过程中医生的建议行为，下文我们首先对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进行简介，再从序列组织的角度对医生处方建议行为的模式进行分析，最后，简要讨论这一互动行为模式背后可能的交际、社会、文化等因素。 2.研究方法与语料采集 本研究使用会话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会话分析，是一种将人际互动作为小规模社会活动，对其组织结构与运行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基于自然发生的真实对话语料，研究者对互动参与者用于达成交际目标并且反复使用的行为模式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对互动行为模式背后的社会关系、文化习俗等社会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Heritage 1984；Drew et al.2001；Pomerantz & Mandelbaum 2004；吴亚欣、于国栋2017）。尽管会话分析这一方法起源于社会学，但其运用范围非常广泛，如传播学、医学、人工智能等；在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中也有广泛的运用（Schegloff et al.2002），是互动语言学的三大基石之一（Couper Kuhlen & Selting 2017）。 由于人际互动主要通过语言进行，因此会话分析不可避免地研究语言的运用。会话分析研究对语言运用的考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话轮设计，即单个话轮中互动参与者如何通过词汇选择、句法结构、韵律手段等语言资源执行某种社会行为；2）序列组织，即互动参与者如何通过多轮话轮的有序组织完成某种人际互动目标。此外，研究者还常常关注社会行为的优先组织，话轮修补措施等互动规律及语言资源。也可以说，会话分析关注互动参与者通过设计在什么位置说什么样的话，对互动参与者参与的机会及效果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从序列组织的角度，考察医生如何提出处方建议，与患者共同完成处方决策这一互动目标。 本研究数据于2009年在中国东南部某城市一间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儿科诊室采集。数据采集期间共收集70例完整的医患诊疗互动过程视频与音频数据，因音质或其他原因排除10例，用于本研究分析的共计60例。视频数据中，每个就诊病例时长约5分钟，患者就诊的内容主要涉及6个月到12岁儿童急性或慢性呼吸道感染疾病，包括初诊及复诊病例。参与者包括2位女性医生及60位儿童患者及家属。数据收集与研究过程获得香港城市大学道德审查委员会同意。所有参与的医生与患者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参与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