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民族古文字简介 中国民族古文字是指中国境内历史上少数民族创造或从域外传入的记录民族语言的文字。这些文字曾在特定历史时期使用，有些因使用这些文字的民族群体的分化融合或语言转用等原因而停用并逐渐消失，成为“死文字”；有些经过改进现仍被本民族使用，记录其现代语言。一般来说，中国民族文字的古和今以辛亥革命（1911）为限，辛亥革命以前创制或借用的各种记录汉语之外的民族语的文字均可称作民族古文字。民族古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3世纪，如大约于2世纪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的佉卢文。而创制于16世纪的清代通用文字满文则一直沿用至近现代。惟傈僳族哇忍波于1923-1927年创制的傈僳音节文字因形态原始，一直以来也被归入民族古文字的范畴。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种类最丰富的国家，傅懋勣（1988）曾统计古今少数民族文字共57种，聂鸿音（1998：30）认为加上20世纪以后传教士创制的民族文字，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内创制完成但试行较短的文字，中国古往今来的民族文字当近百种，其中民族古文字近40种。这些文字的产生和来源异常多样，除了仿汉字的方块壮文、方块白文，变汉字的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之外，还有些出自域外非常古老的阿拉美字母，如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粟特文进而衍生出回鹘文、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作为元朝国书的八思巴字依藏文变化而成，而藏文则出自印度的婆罗米字母。这些民族古文字和汉字一起组成了中国文字的百花园。 按照文字的发生学关系，学界一般把古往今来中国境内出现和使用的民族古文字作如下分类（聂鸿音1998：30-34）： 1.阿拉美字母系文字 （1）佉卢文 （2）婆罗米字母文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字；西双版纳老傣文、西双版纳新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 （3）突厥文 （4）粟特系文字：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托忒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 2.汉字系文字 仿汉字：方块壮文、方块白文、方块苗文、方块瑶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毛南文、方块哈尼文。 变汉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文、西夏文、水书。 3.阿拉伯系文字 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 4.自源文字 云贵川老彝文、纳西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沙巴文、傈僳音节文字。 5.拉丁字母文字 老傈僳文、滇东北老苗文、波拉字母傈僳文、撒拉佤文等。 从18世纪开始，西方探险队在我国“丝绸之路”沿线获取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而19世纪末，随着西方传教士和驻华使节在中国北方游历，又陆续在居庸关、唐乾陵、辽庆陵、河南开封等地发现了八思巴字、西夏文、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女真文等碑刻。随后，敦煌莫高窟和黑水城“大塔”被发掘，数以万计的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等文献出土。在对这些文字加以辨识的过程中，西方学界遂掀起了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热潮。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东方学”中很快建立了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为基本素材的学术研究体系，继而分化出了敦煌学、西夏学等一批分支学科。 随着世界范围内被发现的文字形态越来越丰富，西方文字学家对于文字的定义与性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文字与符号的区别等讨论越来越理性与成熟。与之相比，中国文字学界则显得相对保守，对中国文字的深入研究往往局限于汉字。尽管到20世纪末为止，中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涉及的文种超过30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语文学和历史学相交叉的新学科，但从普通文字学层面就其共性和规律加以讨论的文章很少，换言之，把民族古文字纳入中国乃至世界文字发展的序列，进而就这些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等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寥寥无几，只有周有光、聂鸿音、王元鹿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这与中国作为文字富矿的国情显然很不相称。 二、纳西东巴文与系统的“助记符号” 20世纪20年代，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美国农业部、哈佛大学植物园和哈佛燕京学社委派，前往中国西南搜集植物标本。在进入云南丽江雪嵩村之后，接触到纳西东巴文，并把这种文字及其记录的经典介绍给世人。这不仅使学界接触到一种文字的“活化石”，即处于童年时期的文字形态，而且把中国学者的视野转向了南方民族古文字的研究。 关于纳西东巴文的产生与应用时间，一般认为在公元7世纪左右（和志武1990：206）。严格来讲，纳西东巴文是一种系统的“助记符号”，是纳西族东巴教的祭司东巴为了记忆经书中的词语、句子、片段、篇章而写画的图形符号。其中表示否定等意义的助词无法用图形表示的，往往采用同音假借的形式。在具体使用中，纳西东巴文可以用一个图形记录一句完整的话，也可以记录到一句话里最主要的词或词组。若想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必须通过东巴把文字所反映的言语成分“记诵”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