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提升到思维模式 要认识汉语语法的特点,必须通过跟其他语言的比较。对此,季羡林先生有两点意见(季羡林1999),值得重视。“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21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笔者不揣浅陋,想把自己从事英汉比较研究取得的一些认识跟大家交流,接受批评指正。 说到思维模式,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西方重视分析,中国重视综合。这个话不无道理,但是一联系到语言问题就来了。王力先生曾拿法语的动词跟现代汉语里的使成式作比较(王力1984:112): (1)allonger延长
弄坏 assommer打死 aggraver加重 agrandir放大 irriter激怒 attacher绑住 arracher拔出 trouver找着 affoler吓昏 vider喝干 aplatir压扁 dessécher晒干 remplir装满 arrêter挡住 表达使成(因果)概念,法语是综合形式,汉语是分析形式。现代汉语的分析形式(如“弄坏”、“打败”)在古代汉语是综合形式(“毁”、“败”)。那么是不是要反过来说法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呢?是不是还要说中国古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现代人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呢?分析综合的老生常谈至少是过于笼统。“言为心声”,讲语言的差异固然要上升到思维模式的高度,而讲思维模式的差异又不能不联系语言表达来讲。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超越分析综合的老套说辞,讲得更深入通透一些?本文最后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有关思维模式的语言差异一定关涉语言组织和运作的大格局,渗透语言的方方面面,而且一定是极为平常、司空见惯的差异。就英汉两种语言而言,笔者认为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互有联系的方面: 1)英语to be还是not to be,这是首要问题;汉语“有”还是“无”,这是首要问题。思维模式上,前者重视静态的“存在”、“恒在”,后者重视动态的“存现”、“变在”。 2)英语noun和verb是分立关系,概念上“物”和“事”分立;汉语名词和动词是包含关系,名词包含动词,概念上“物”包含“事”。这代表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范畴观,西方视“甲乙分立”为常态,中国视“甲乙包含”为常态。 3)英语主要靠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即“主谓结构”完形明义,汉语主要用“对言格式”(dui-speech format)完形明义、完形生义。这分别体现两种互补的思维方式——演绎思维和类比思维。 前两个方面笔者已有详细论述(沈家煊2012,2016),本文侧重于第三个方面,并且要说明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意在增强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透性和系统性。至于季先生提到的第二点,有关汉语所属的汉藏语系能不能抽绎出有别于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等其他语系的共同特点,目前的发现好像有普遍存在的“四字格”(戴庆厦、闻静2017),四字格属于对言格式(沈家煊2019),跟上面所列的第三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 2.“恒在‘being’”和“变在‘有’” 2.1 一张概念分合图 中国人学英语,老师首先告诉学生there be的用法,提醒他不要把“公园里有很多人”说成The park has many people,要说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park,也就是不能用has/have,要用there is/are。英美人学中文,经常发现他们在该说“山上有座庙”的时候犹犹豫豫,问是不是该换说成“山上是座庙”,他们弄不清“有”和“是”在汉语里的异同。这个现象看似简单平常,却隐藏着十分深刻的东西,造成两种语言根本的格局差异。我曾经用一张简单的概念分合图来说明这一差异,因为重要,再次展示如下:
“是”、“存在”、“拥有”三个概念,两种语言的分合方式不一样。英语be是一大块,包括“是”和“存在”两个概念。表存在的“有”是there be,there be也是一种be。There is a unicorn in the park,现今的英语语法大多把there分析为句子的(处所)主语。从这一点看,英语不怎么在概念上区分“是”和“有(存在)”。汉语“有”是一大块,包括“存在”和“拥有”两个概念,例如问“你有多少钱”是说拥有,问“你手上有多少钱”就是在说存在了。汉语里“有”是“有”,“是”是“是”,两个不同的词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赵元任(Chao 1955)说过一段话,其要义是:英语讲being(“是”)的概念不能不跟there is(“有”)的概念挂钩,汉语讲“是”的概念可以不跟“有”的概念挂钩,“是”的概念是独立的。由此造成中国人难以理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核心概念“being”,除非特别切断它与“是”的联系,把它与“有”挂钩。我们可反过来说,西方人对中国哲学中“有无”这对概念也很难用他们的语言说清楚,除非特别切断“有”与have的联系,把它与(there)be挂钩。所以《意义之意义》的作者瑞恰兹曾感叹,将中国哲学概念译为英语可能是宇宙演化中产生的最复杂一类的事情。反过来当然一样,being一词如何翻译,中国学界至今莫衷一是。